闲话“军统”(228)

1930年5月，宋文梅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中央军校第八期炮科。

按：所谓“中央军校”，就是移到南京的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刚刚成立的时候，其正式名称叫做“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到1926年北伐前夕，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其时，在校就读的学生为第五期，第六期则刚刚开始招生。

同年，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在武昌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所有随北伐军出征的黄埔五期的工、炮、政三科学生全部移至武汉继续就读，这样，黄埔军校就成为黄埔、武汉两地办学。

1927年，蒋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当年年底，在南京筹备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开始招收第七期学员。同时，国民革命军后方留守主任李济深以黄埔军校副校长的身份在广东也开始招收第七期学员。至此，中国就出现了三个“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到1928年3月，蒋介石将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中央军校”，以作为黄埔本校的延续。

宁汉合流以后，对三地的军校学生采取一概承认的办法，统发文凭，因此，军校前七期的学员，在习惯上，都可以称之为“黄埔生”。

到1930年9月，第七期学员毕业，分发各地部队。9月7日，蒋介石明令“埔校着即停办”。因此，虽然南京“中央军校”是黄埔军校的延续，但是，从第八期学员开始，就不能说自己是黄埔生了，只能说毕业于“中央军校”了。

1932年1月，淞沪抗战爆发，宋文梅等在军校就读的***员感于时局，离开中央军校去了北方参加抗日，后加入了吉鸿昌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后，也就是特务处在天津行刺吉鸿昌的同时，国民党在平、津等地抓了许多***员。

据西安绥靖公署参议郭增恺回忆，在此期间，“杨将军得悉后，即派赵和民前去设法营救，并将徐全忠、支应林、贾振中、周茂兰、尹心田、宋文梅、张希钦、李锦锋、李醒吾等抗日同盟军军官(均系**党员)秘密接进西安，供给一切生活费用。”

就这样，宋文梅等一大批***员进入了十七路军。不久，杨虎城任命宋文梅为特务营营长，张希钦、李锦锋、何永安、李醒吾、席珍儒等基本上都在他手下当连长，特务营成为了***在十七路军的大本营。

郭增恺回忆：“后被蒋介石发现，蒋介石电杨将军将宋文梅等解京法办。杨将军拒不执行，并电复，查我部并无此人，经此，杨将军更加深对宋文梅等的信任。西安事变时，即派宋文梅等看押蒋介石。”

宋文梅在十七路军的地位，基本上相当于东北军的孙铭九。因此，西安事变的当夜，孙铭九去临潼捉蒋，宋文梅则被杨虎城派去扣押下榻于西京招待所的所有“中央大员”。

据宋文梅回忆，在12月10日下午，杨虎城已经找他谈过话，说：“我已和张副司令下了最后决心，本拟今夜发动，因时间太紧迫，决定明日晚上行动。”

杨还说，他和张学良将军已商定，届时由宋文梅负责带领部队去临潼扣押蒋介石，并令宋于明日下午五时前完成准备工作，听候命令。

宋回到营部后，即选拔了一些政治可靠而又精悍的兵士250多人来担负这一任务，并命令他们于明日下午五时前在营部集中。

第二天，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分工有所变动：“经过张、杨两将军对扣蒋计划进一步审慎研讨后，关于分工问题，略有变动。因为临潼附近驻防的都是东北军，如果由十七路军担负扣蒋任务，恐怕会引起附近不了解情况的东北军的误会，容易发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决定，改派东北军卫队营营长孙铭九负责去临潼扣蒋，而我则担任扣押在西安的所有国民党军政要员的任务。”

当夜，当孙铭九奉命前往临潼后，宋文梅即回到营部，在电话机旁等候行动命令。

这时，忽然发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宋的手下报告说：“有一队丨警丨察约七八百人，全副武装，已经由市丨警丨察总局涌出向东行进，问我应如何处理。”

前面我们说过，12月12日早晨，原定由内政部长蒋作宾检阅西安的丨警丨察，所以他们很早就开始集结，预备去东校场的。

宋说，恰在这时，开始行动的命令也已下达，于是宋当即令手下立刻解除国民党宪兵和丨警丨察的武装。他本人则率领部队直奔西京招待所，扣押国民党在西安的军政要员。

宋回忆：“包围西京招待所后，天已快亮。我命李锦峰在外面负责严密监视，不准任何人出招待所。然后挑选十多个战士，带着他们冲进招待所内。当我进去后，又有三十多个战士跟着冲进来，迅速解除了那些军政要员及其卫士的武装。除一些女眷可以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外，我们将招待所中所有的人都集中在大餐厅内，并立即进行查点。当时查到的有：陈调元、卫立煌、蒋鼎文、蒋作宾、朱绍良、蒋锄欧(国民党政府铁甲车司令)、蒋伯诚(国民党中央委员)、陈继承、蒋阿里、萨镇冰、张冲。”

经过反复查点，少了三个人，他们是陈诚、邵元冲和万耀煌。

于是宋令手下在招待所内严密搜索，结果班长汪国鑫“在大餐厅后面的烧火室一个木箱里找到了陈诚”。宋说，汪的身体非常魁梧，他找到了陈诚以后，抓着陈的衣领来见我，说：“营长，这不是陈诚吗?”

宋回忆：“陈当时脸色苍白，形容尴尬，由于过分害怕，腿软无力。我便扶他坐在椅上，自始至终，他都俯首呆坐。”

万耀煌则是在他太太房里的橱柜中被搜出来的。

至于邵元冲，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他企图越墙逃跑，结果“当逃至招待所西面革命公园东边围墙时，被流弹打倒。经李锦峰连长报告后，我立刻去看，邵已不省人事。我立即命令用担架将他送到省立医院治疗，但到院不久，便死亡了。”

至此，宋文梅完成了任务，唯一的遗憾是死了一个“中央大员”。

与此同时，孔从洲、许权中等率部解除了国民党陕西保安司令部和省政府以及西安火车站等地的“中央军”方面的武装。并软禁了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国民党“中委”兼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曾扩情等人。

此时天已大亮，老蒋已经在临潼被执，张、杨经商议，决定把蒋暂时软禁在新城大楼，看守的任务，自然非宋文梅莫属。宋回忆，他“带领部队刚将大楼东厢房作了严密检查，并把电线、电灯全部去掉后，孙铭九营长和唐君尧旅长也恰巧把蒋介石送到了。”

宋说，刚送来时，“蒋因惊惶过度，不能步行，我和孙铭九只好共同搀扶着把他送到房里。蒋介石面色苍白，赤脚着鹿皮底圆口便鞋，左右足踝处都有荆棘划伤的血痕。因翻墙跌伤，腰直不起来。我们把他扶到椅子上坐下后，孙即辞出，向张、杨两将军报告经过。”

宋回忆：“当时气候严寒，但蒋的面部尚有汗珠。他坐在椅子上，把右腿架在左膝上，不断出声长吁。我为了缓和他的神志，曾劝他镇静，但他俯首不答。我继续劝说，并给他水喝。在十分钟内，他一共喝了十多杯开水。”

从此，蒋介石就由宋文梅看守，黄仁霖在探望蒋介石的时候，曾说“他（指蒋介石）并没有多讲话，但是却要侍候他的人，给他一些纸张以及墨水和毛笔”， 这个“侍候他的人”就是宋文梅。

宋对蒋照顾得很周到，据宋回忆，蒋刚到新城的时候，“我怕他穿衣太薄，便拿了一件皮袍给他，但他坚持不要。”

蒋一夜没睡，担惊受怕，冻饿交加，到这时，已经极其疲乏，于是宋“劝他入卧室稍憩，并劝他吃饭”，宋说：“这里的饭是干净的，不会有什么意外，如果因为没有牙齿，有麦片粥。吃点还是好的。”

蒋不理他，也不吃饭，于是宋又说：“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是国家大事，应平心静气，设法解决，不应意气用事。”

蒋听了之后说：“如果是你们自己做的饭，吃些也好。”于是宋让厨房做了麦片粥送来，蒋才吃了些。

吃了饭，宋又问他要不要喝水，蒋说想喝些桔汁，宋又叫人去买，蒋很满意。于是跟宋聊天，说自己最喜欢喝桔汁。还说“上年来西安时，也是住在这个房子里。”话里话外，感慨万千。

但是，在关键问题上，宋并不含糊。12日当天，蒋要见邵力子，邵来了以后，蒋令宋出去，宋出去后，将房门打开，以便监视。蒋大怒：“我，委员长和邵主席谈话，你竟敢站在我们面前!我要你出去，你为什么又要把房门打开?”

宋文梅说，蒋介石当时立即站起来，怒气冲冲地把房门关上。宋又把门推开，并且告诉他：“请委员长不要生气，我系奉命在此看守。而且，今天的事，谁都可以听，又何必保密呢。”

这时邵力子打圆场说：“宋营长是委员长的学生，是军校八期的。”蒋听了以后，立即转变态度，笑着说：“噢!我认识你!我给你讲过话，也点过你的名，还记得!还记得!”

宋文梅“看”了蒋介石三天，直到12月15日，蒋在端纳的劝说下，移居高桂滋公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