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27)

何镜华并没有参加2月2日上午孙铭九家的“会议”，据何后来回忆，当天早晨，他的随从裴显庭曾对他说：“在寓所的特务团手枪营的守卫班长已接到连部电话，叫他们注意戒备，听说手枪营已出动，不知已发生了什么事情。”

何镜华心知要出事，马上给孙铭九打电话，没有叫通，于是何当即直奔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何说，“在我到达时，见戒备森严，大门已经关闭。门卫手提机枪勒令我的汽车停下，叫我下车。有的认识我，请示门里的警卫长张学孟后，才让我进去。”

何镜华进院一看，见院内各墙角和高台阶上都已架设了机枪。他问张学孟：“孙团长、应处长在这里没有?”张说：“他们都不在这里。听说特务团发生了事情，已派部队去王军长公馆，详细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也不知将对于主席和谭副师长怎样行动。现在谭副师长已叫公馆里的卫士和刘凤德连长率他的手枪排将公馆警戒起来了。”

按：“谭副师长”指谭海，实际上是张学良的副官长。谭与105师师长刘多荃，都是张学良的高级亲随出身，属于最亲信的人了。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常荫槐被骗到大帅府“老虎厅”，随即被乱枪打死，指挥“行刑”的，就是谭海。

何镜华跟着又跑到孙铭九家，何回忆说：“他和应德田同住在一个院内。院门已关闭，门口也没有卫兵。我叫开门后，先到孙铭九住房。在他外屋，看见有特务团和先锋队的几个官佐，督察处的文英奇，还有刘佩苇等人，都在那里。我进到孙的里屋卧室内，才见到孙铭九。”

何镜华也不是“外人”，于是孙一见他就说：“今早我们决定派出部队去王以哲、何柱国家中，打死他们两个。刚才接到报告，王以哲已被打死。”

按：何镜华是何柱国的副官处长，在何镜华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及他在2月2日曾到何柱国家中一事。何柱国在事后的回忆中曾经说过，有人事先暗中向他示警，令他躲过一劫。从何的回忆略过此节来看，提醒他的有可能就是何镜华。

据何镜华记载，当时孙还说：“何柱国没有在家里，听说他昨晚去新城大楼，没有回去。派王连长去新城大楼找宋文梅营长(杨虎城的特务营营长)接洽过，宋营长说不能进到屋里去打他，要等何柱国出来时再打，王连长现在那里等着呢。”

这里要说到参与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人物——十七路军特务营长宋文梅。

宋文梅，本名宋若璟，1910年生，陕西富平县人。

1925年，宋文梅入陕西三原县立诚学校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青团。1927年，宋考入陕西三原县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简称“三师”），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该校团支部书记。

陕西三原县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陕西地区的重要发源地之一，1923年，三原的一部分进步青年成立了“青年同志共进社”，次年在原中央的指导下，改为”渭北青年社”，在他们的带领下，三原地区的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十分高涨。

在校期间，宋文梅曾参与组织了著名的“三师学潮”。

1928年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三周年纪念日。“三师”准备以开纪念会的形式，对学生实施训导管教，对此，学校中的中共党团组织和进步师生决定发动学生抵制此次集会，学校训育主任魏博如闻讯后找到部分学生领袖大加训斥，并收集了主要参与者的名单，准备处理他们，矛盾有激化的趋势。与此同时，同样地处三原县的渭北中学又发生了驱逐校长杨少农的学潮。

前面说过，1928年，是中国革命处于转折当中的一年，大革命在前一年失败，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整个中国陷入白色恐怖。因此，在当年召开的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案》中指出：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

恰在此时，中央和陕西省委关于发动农民暴动的指示传达到三原。因此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三原县委：“在三原城应以赤色恐怖抵制白色恐怖，渭北中学学潮要坚决的领导，对杨少农应指定同志以非常手段对付之。”

于是，中共三原县委学生运动负责人武廷俊找到”三师”的几个学生领袖，商量对策，这几个学生领袖，宋文梅是一个、还有一个叫程建文，再有一个，就是习仲勋同志。

习仲勋、宋文梅、程建文三人，早有渊源。他们三个人都是陕西省富平县都村附近的人，同是立诚学校的毕业生，因此在学校里，素有“都村三杰”的美称。其中，习仲勋、程建文是同一届的，宋文梅则比他俩早一年入校。

相比之下，宋文梅与习仲勋的关系就更加非同寻常，宋不仅是习的好友，还是习的入团介绍人。1926年5月，13岁的习仲勋，就在宋文梅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宋文梅、程建文考入“三师”，习仲勋则考入富平县立第一高小。次年，在宋文梅的极力鼓动下，习仲勋转入“三师”，就这样，三个好友，在“三师”又聚齐了。

经武廷俊与“都村三杰”商议，准备以投毒的方式，杀掉魏博如。

在今天来看，这样的一个决策，不论从那个角度出发来看问题，都过分了。但是，在“以赤色恐怖抵制白色恐怖”、“以非常手段对付之”这样的指导思想来看，是顺理成章的。

任务程建文来承担，程找来了巴豆，投入食堂的饭菜当中，最终导致一些教师中毒，但没有死人。

这个事情，就是“三师学潮”。

投毒事件，可以想象，后果很严重，武廷俊、程建文、习仲勋等人先后被捕，只有宋文梅幸免。

习仲勋等人被送到西安，押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军法处。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就是宋哲元，他同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军法处处长，正是第四方面军少将参议萧振灜。

这天，萧振灜来到看守所视察，习仲勋示意同学们向他提出释放要求，萧振瀛看到学生们都不吃饭，就问“为什么蹲着不吃饭呢？”

学生们说：“我们都是正在上学的学生，也不知道犯了哪条法？关这么久，既不判，又不放，家里父母担惊受怕，我们也吃不下饭。”

“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不明不白地关了这么长时间，父母一直不知道消息。再不处理，我们都不吃饭。”

萧振瀛听了，想了想说：“你们不要着急，待我给宋主席报告后，就放你们回家。”

此后，萧振灜果然带着学生们去见了宋哲元，宋给学生们做了一番“工作”：“过去总司令（指冯玉祥）路走错了，以至使后来的青年误入歧途，现在么，只能回头是岸。”又说，“我们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把国家建设好。你们要好好读书，将来为社会服务。”等等。

最后，宋哲元说：“已经好几个月了，你们的父母日夜在等你们回去，现在就可以回去安慰家人了。”

不久，除武廷俊以外的学生均被释放。武廷俊是习仲勋的入党介绍人，临分手前，武特地叮嘱习仲勋：“我的案子未决，三原近期的情况也不清楚。但我们在看守所的情况，以及介绍你入党的事情，宋文梅是知道的。你出去以后与他直接联系。”

习仲勋没有想到的是，此一去竟成永诀，武廷俊后来不久即患病而逝。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我们10个人在三原被捕同狱，而武在三原狱内又是我们9人公认的领导人。在西安军法裁判处，我们9人相继出狱，只留他一人还未判决，不知道前途如何？”

宋文梅离开“三师”以后，参加了刘志丹等人发动的渭华起义，起义失败以后，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同志去学习军事，为日后的武装斗争做准备，其中就有宋文梅。

其时，习仲勋刚刚被释放不久，于是宋文梅就来找他，对他说自己要考中央军校，约习仲勋一同去报考。

在狱中，由于条件糟糕，习仲勋患了严重的湿疹，不良于行，于是他对宋说：“我的组织关系还没有接转，武延俊在三原狱中介绍我入党一事还得不到证明，即使我身体允许，恐怕要经组织同意和介绍，才能同你一起走。”

宋文梅说：“你在三原狱中的情形和由武延俊介绍入党及作为跨党分子一事，我在三原时已从杨树荣那里知道了，这次我从省上回来，也知道你们相继出狱。我去县上时，会把这些情况告诉党组织。你现在还不能走动，我还要找胡希仲等人，以后我还可以和你一同去县上谈情况。”

从此二人分手，再相见，已是二十年以后的解放前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