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78)

1935年秋天，一直在山西工作的乔家才接到命令，到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政治部报到。当时的宪兵司令部政治部，已经为戴笠所把持，政治部主任，就是我们前面多次提到的军校一期生梁干乔。因此，所有往宪兵各团、营所派出的“政治训练员”，全是戴笠的人。

这个“政治训练员”并不好当，要经过考试的，乔家才是军校毕业生，又当过中学教师，应付考试当然不吃力，顺利通过，被派到驻福州的宪兵第四团，担任团政治训练员，同去的还有3个营政治训练员。

宪兵第4团的团长，是军校一期学长吉章简，抗战胜利以后，曾任由原“忠义救国军”改组的交通丨警丨察总局局长。

到任才两个月，乔家才就应召回南京，参加宪兵政治部召开的“政工会议”，会后，乔家才又被改派为宪兵第3团政治训练员。

宪兵第3团就是不久前刚刚因为《何梅协定》的签署而不得不撤离华北的那一支部队。离开北平以后，宪兵第3团被派驻重庆，原北平宪兵副司令兼团长蒋孝先被留在南京，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少将高级参谋兼第3组组长，并因此在此后不久的“西安事变”中丢了一条命。

蒋孝先离职以后，原宪兵3团副团长袁家佩升任团长。

袁家佩，1903年生，安徽寿县人。军校三期步科毕业。抗战胜利以后曾任长春市丨警丨察局长。

乔带着另一个营政治训练员詹超到重庆上任，这回时间更短，才一个月，乔家才就被召回南京，戴笠令他与周世光到北平接掌特务处北平区第一站，分任站长和书记。

1936年初，乔、周到北平，接管了北平第一站。除他们两人以外，还有一个助理书记孔觉民。

当时的北平区区长，是老资格的军校学长张炎元；书记，则是戴笠原来的机要秘书、小字辈的毛万里。

北平第二站站长，是陈资一，这个站专事负责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情报工作。

除了北平区一、二两站以外，北平区另外还有一个察绥站，负责察哈尔、绥远两省和平绥路沿线的情报工作，察绥站的站长是马汉三，书记是许先登。

不久，“两广事变”爆发，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梁干乔被戴笠派到广东搞策反，张炎元离职，回到南京接替了梁干乔。北平区区长则由李果湛接替，李干了很短的时间，又由西北区区长王天木接替。

据乔家才回忆，刚到北平时，站里给他和周世光安排的住处在沙滩，与毛万里住一块，当时他去了一看，觉得一是房子太大，本身也没什么家具，显得空空荡荡的，不大像个“家”。第二，毛万里跟他们住一块，乔家才认为区、站两级单位混在一块，极不适宜，万一出点问题，大家岂不全都暴露！

于是乔家才在定阜街辅仁大学附近，找到一处宅子，作为住处。这是一家三进的院子，房东姓李，山东人，极有钱，住最后一进。

乔家才一家住第二进，为了避免怀疑，还特意打扮了一下，做出一副有钱人的样子。乔家才整天“穿着一身春绸面子滩羊皮袍子”，他的太太戴着“二两重的赤金手镯”。至于乔的岳母，也不能马虎，穿着“一身黑绸子衣裤，戴着翠玉手镯”，讲起话来满口的山西土腔，活脱脱一家子山西土财主。

周世光一家住在第一进院子，对外则说是乔家才的大学同学。

至于孔觉民，假装是乔家才岳母的内侄，平常见了乔的太太，“二姐”长、“二姐”短，蛮像那么回事的。

按，戴笠始终有个观点，认为特工人员的家庭、家人都是最好的掩护手段，而且，由于亲情的关系，即便遇到危险，这些人也不会轻易出卖自己的亲人。所以，尽管特务处的工作是保密的，但戴笠特别鼓励大家携带家眷一起工作，作为掩护手段。同时，为着方便，也是充分“利用资源”，相当多的“家眷”还承担了“交通”、“联络”等等一类辅助性工作。

在分工上，虽说由北平第二站专做“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都在北平，大家关注的都是这些情况。

据乔家才回忆，他们每天都要向南京发报，报告北平的动态，至于情报的来源，一是29军的军部，就有北平站的“同志”。第二，29军的密码，被他们很轻易地就破掉了。

乔家才说：“我们的军队实在太可怜了，29军的军用密码，简单到不能再简单，我们抄收到有关作战的无线电报，经过我们的专门技术人员王怀仁同志研译，很快可以译出来。所以29军上对下的命令，下对上的报告，我们完全知道。敌人的技术应当比我们一个小小单位高明得多，我们既然能够把29军的军用密电全部研译出来，敌人应当也能够。假使敌人不用其他手段，仅凭侦译密电，也可以对我军的一切行动了如指掌，这种仗还能不失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