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72)

9月21日，宋哲元就任平津卫戍司令，在就职仪式上，宋发表讲话，称决心“本中央睦邻意志”做事。

这个讲话，说得很耐人寻味。

你不能说宋哲元说得不对，因为“中枢”的确是这么个意思，何况，老蒋还特地让秦德纯带话，令宋“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

但是，在这个时候,宋哲元说这个话，总让人感觉有点“弦外之音”。

只过了三天，9月24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就发表了《对华政策之基础观念》的小册子，其态度之强硬前所未有，声称“蒋介石及其一党与日本帝国之关系，帝国屈服乎？抑帝国打倒彼辈乎？”同时，多田骏在讲话中提出了“盼华北五省自治，人民自救”的说法。

9月26日，日本通讯社在发表多田骏的讲话时，将其主旨进一步引申为“对华北第二步方针，使五省成自治团体，甚至在经济上使之脱离中央关系。”

9月29日，日本内阁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原则。

10月3日，宋哲元到天津，会晤了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这么多事，再幼稚的人，都会怀疑其中的关联性。

此时，华北与“中央”的关系，29军与日本人的关系，中日两国的关系，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到了宋哲元一个人的身上。

在日本人看来，宋哲元是争取的对象，“华北五省自治”要着落在宋哲元的身上；

在老蒋看，把华北交给宋哲元，纯属无奈之举。宋哲元入主平津，已是既成事实，不用他是不行的；况且，再怎么说，宋哲元也是中国人，有一支中国人的军队驻在华北，你不用他用谁？

在宋哲元的角度看，要的就是这个局面——好比一架天平，日本人和“中央”在两边，他来做这个“支点”。

刘家鸾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曾经评价了当时的局面：“日寇乃将求诸于学忠而不得的‘华北独立’转而求诸宋，宋哲元则想乘机在华北打开一个局面，甚至实现‘南蒋北宋’。萧振瀛建议鲍文樾调二十九军拱卫北平的作法，是全部计划的头一着棋，目的在于造成既成事实。蒋发表宋为平津卫戍司令，亦系不得已而为之。”

这个评价十分准确，刘家鸾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军人。有了这个基本的观点，再回头看当年宋哲元与日本人的种种“默契”之举，就不奇怪了。好比慕容复斗段誉，段誉蒙着眼睛以“凌波微步”应对，其实是你打你的，我走我的，彼此本着不同的目的、各自在做不同的事情，两下一凑，恰成一场好斗。

刘家鸾的老底子是东北军，并不是29军的人，他是宋哲元留用的。

宋的前任是王树常，因为南京在很突然的情况下，免掉了王树常平津卫戍司令的职务，令王十分不快。于是，未等宋前来接任，王树常已经走了，临走让平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刘家鸾“护印”，等着宋哲元来接任。

宋也很会办事，知道王树常有情绪，于是他没有马上到任，而是派秦德纯和萧振瀛来和刘家鸾接洽，请他在北平的名馆子“东兴楼”吃饭，并传达宋哲元的好意，请刘不要走，留任平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职务，并代宋办理接收事宜。对此，刘表示：“我替王树常办理交代，目前当然不能离去，但希望宋派人接收。”

次日，萧振瀛又陪着刘家鸾去天津见宋哲元。据刘回忆：“宋留我吃饭，并嘱我饭后原车回北平去。我即取出平津卫戍司令印信交宋，并婉陈只代王树常交代，请宋派人接收之意。”

宋把印接了一下，跟着又还给刘家鸾，说：“这就交代完毕，明天起你就是我的参谋长，并暂代司令职务。”又说：“庭午（王树常字庭午）如没有新职，我决不去接；现庭午已发表开封绥靖公署副主任，我始肯接此任。你们大家追随张副司令多年，我若不是张副司令帮助，哪能有今天，张副司令的人我一个不动，你可继续代我负责，告诉所有各处长，人事一律照旧。”

按：王树常、刘家鸾都是随张学良入关的老东北军，所以宋哲元要格外假以辞色。

刘家鸾见宋很诚恳，就留下了，不久，平津卫戍司令部撤销，宋哲元又任刘家鸾为天津保安司令。

刘家鸾不是29军的人，因此由他来评价宋哲元的所作所为，是比较公允的。

正如刘家鸾所说，从9月24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发表《对华政策之基础观念》的小册子，提出“盼华北五省自治”的“概念”开始，到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为止的三个月，既是中国和日本两国暗中角力的三个月、其波诡云谲，令人目不暇给；同时，也是宋哲元走上前台，充分展示“个人才华”的三个月。

在此前，我们所看到的宋哲元，仿佛是一个被萧振灜提在手中的傀儡，萧不发话，宋就不知所以；又仿佛是躲在秦德纯背后的一个影子，见不得光。

我们都错了。此时的宋大帅，早已不是昔日山西大酒店里那个手足无措、进退失据的宋哲元，他已经蛰伏了太长时间，他的脑子里时刻都在思考问题，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而已。

萧振灜、秦德纯所做的一切，不过都是在铺路，而这个路，终究是要宋哲元来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