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68)

何应钦、黄郛二人首先找到萧振灜，探询他对“张北事件”的看法。

萧说：“日人由多伦入察镜。以无护照见扣，此正告我国之主权也。”

黄郛不同意他的看法：“今日如是，则影响中央之外交矣。”

萧顶了一句：“今日中央对日本之外交，余甚不赞同。”

黄郛见他抵触情绪这么大，也就不绕弯子了：“中央早拟调29军剿匪，宋哲元离察，此均为中央之决策，统希遵行。”

萧心中暗怒，他先是说：“此自当向宋军长报告，亦将向蒋委员长面陈请示。”

接着，萧振灜话锋一转：“但余为29军军代表，可以请即转报汪院长（汪精卫时任行政院长，对各级官吏的任免权限在行政院），29军全体将士定将本喜峰口杀敌之志，决不会听一切卖国乱命，救国到底。”

说完，萧振灜愤然而去，把何委员长和黄委员长“晒”在了当地。

接着，萧振灜赶回察哈尔召集“8人会议”，商量对策。

宋哲元首先说：“余决不做于学忠第二，吾等如何对付，要用尽办法。”

张自忠站起来，杀气腾腾地说：“敌奸一律，起兵杀之。”

秦德纯建议：“可使陈觉生与日本联系，试解决此事。”

按：陈觉生，1899生，广东中山人。

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多是北方人，广东人可谓凤毛麟角。陈觉生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后到山西师范学校教书，曾任山西省政府教育厅科长。1928年任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秘书，1932年任29军少将顾问。

陈觉生日语很好，宋哲元与日本人打交道，就让他当翻译。

最后萧振灜说：“汪黄外交，对日委蛇，决不能餍其所欲，此等媚敌求荣之辈，无视国家，不要华北，我等只有挺身而起，挽救危亡。希望大家加紧备战，余当立即去成都向蒋委员长面陈，陈觉生系黄郛委任之亲信，此辈日本通中，有已是敌谍汉奸，陈有此嫌疑。中央亦不容许地方办理对日外交。”

听了萧振灜的话，宋决定：仍然由秦德纯对付黄郛，并继续与日本人保持接触；萧即刻去面蒋；部队则做好战斗准备。

会后，萧振灜返回北平，向何应钦汇报了29军的意见，随即到成都谒见老蒋。

1935年的老蒋，从年初就忙得不行。

1月5日，红军攻克遵义，从6日到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从此红军跳出樊笼，一会儿四川、一会贵州，川军、滇军、黔军跟在红军后面一通猛追，就是逮不着。无奈，老蒋只得亲自出马。

2月2日，老蒋离开南京去了庐山，并于当天发出了通缉令，“悬赏购缉共军首领朱德、毛泽东、徐向前及彭德怀、林彪、董振堂、周恩来、张国焘”等人。

2月21日，蒋介石赶到武汉。3月1日，蒋介石将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改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原南昌行营因红军已经离开江西，失去作用，于2月16日明令撤销），以张学良为武昌行营主任。第二天，老蒋就去了西南，跟着红军一通猛跑。

算起来，老蒋在西南已经待了4、5个月了，这段时间，对日交涉的事情，老蒋是顾不上了，一直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在主管。

按：1932年1月29日，汪精卫从孙科手中接过行政院长，从此一直是蒋主军、汪主政的局面，直到1935年11月汪精卫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遇刺，时间接近4年，这也是蒋汪合作最“融洽”的一段时间了。

另外，1933年8月，原外交部长罗文干因《塘沽停战协定》的签署而辞职，汪精卫又兼任了外交部长。因此，在后面两年多的时间里，对日外交一直是汪精卫在管。所以孙凤鸣刺蒋不成，改而刺汪，就是因为大家对汪精卫执行的对日政策不满意，认为他太软、卖国。

对此，汪精卫还觉得一肚子委屈，认为大家都不愿干外交，我来干，纯粹是本着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思想在“跳火坑”，完全是为了国家，结果老百姓还不谅解。

萧振灜见到蒋介石，先是汇报了华北情况，蒋听了说：“华北如此，形同丧失。”

萧说：“29军屡次执行命令，均完成任务，喜峰口抗战更证明忠勇。今中央军已被撤离，请留之捍卫华北，并请仍由宋主察。”

对此，蒋表示同意，并说立即电汪，萧又乘机“历陈黄郛之不当，请由何应钦主持北方大局。”

对此，蒋仍表示赞同。

事情办得顺利，萧振灜很高兴，出了行辕，正碰上杨永泰，这当世两大谋士彼此都是神交已久，于是相约去武侯祠游览。结果没待一会儿呢，老蒋的侍卫来通知，说委员长刚接到一封电报，很生气，让萧赶快回去。

回到行辕，老蒋把电报拿给萧看，这是华北方面的一份情报，说土肥原贤二要求撤换宋哲元，否则就要把事情闹大。

老蒋让萧振灜坐他的专机速回华北，不巧，飞到重庆赶上大雾，耽误了三天时间。等萧赶回去，已经晚了。

6月19日，国民政府免去宋哲元的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职务，令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秦德纯兼代。接到免职令，宋当即返回天津，正好省了与日本人打交道。

萧振灜却不肯善罢甘休，他给老蒋写了一封信，令自己的副官缝在衣服里，亲自给老蒋送去，信中痛斥“汪、黄卖国”，“借口日本要求免宋哲元职，措施之荒谬，使世界侧目，国人寒心，今后中国官吏将只知有日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