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65)

1935年5月17日，发生了一件令后人看上去十分滑稽的事情——在不停地打打闹闹中，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在当天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

中国首任驻日大使为蒋作宾，日本首任驻华大使则是原驻华公使有吉明。

当时任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兼华南支局长的记者松本重治记载了有吉明向国民政府递交国书的情景：

“上午十点钟，有吉大使从南京总领事馆出发，前往国民政府大礼堂。他的随行人员包括大使馆海军武官佐藤修少将，掘内、有野、山田、松村、田中各书记官，以及须磨总领事，驻南京的雨宫、北浦陆海军武官助理等。他们穿着整齐的大礼服，经中山路到大礼堂附近，然后穿过左右排列的仪仗队，到达礼堂门口。参军长吕超、典礼局长张希骞、外交部国际科长林桐实出来迎接。在《君之代》的乐声中，大使一行进入了大礼堂递交国书后，林森主席致答谢辞，并祈祝天皇陛下健康。”

松本重治有一个非常显赫的出身，他是明治维新“九大元老”之一松方正义的孙子，从1932年到1938年常驻中国达6年之久。

松本重治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麽的智囊，也是他的私人驻华代表。日后，汪精卫派高宗武与日方试探媾和，就是通过松本的牵线，介绍高认识了犬养健。松本重治还参与了将汪精卫从河内“营救”到上海。因此，松本重治这个人，本身就是个间谍。

松本重治认识内山完造，也认识鲁迅，还一起吃过饭。

中日两国关系的“转暖”，是有其背景的。

一方面，1931年以来，日本通过军事行动，先是攫取了我东三省，后于1933年侵占热河，强行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区”，接着，于1934年3月1日扶植成立了伪“满洲国”。

另一方面，日本的对华政策，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调整。

1934年10月21日，日本召开“五相”会议，决定“调整日华关系”，“实现日、满、华三国互助合作”，目的是使中国放弃反日政策，根绝排日运动。

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国会发表演讲，称要与中国“亲善”。据此，日驻华使节于先后会见汪精卫、蒋介石。2月20日，汪精卫表示：“对任何友邦，我国均愿以平等互助之精神，缔结友好关系，况乎同文同种之日本？”2月22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认为广田“有诚意”，表示要“制裁反日行为，以示信谊”。

从表面上看，中日两国首脑间，频频相互示好，从而在1934年到1935年中的一年半时间，似乎形成了中日关系相对缓和、战事相对平静的一种局面。

同样出于这个原因，当我们把目光移到江西，我们可以发现，这也是蒋介石“剿共”发力最狠、也最有“成效”的一段时间。我中央苏区在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之下，不得不放弃根据地开始长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国民党利用这个机会，得以从北方腾出手来，全力对付红军。

但是，在“平静”的背后，是日方的阴谋。

这个阴谋，就是“分离华北”。

与“五相”会议的精神一脉相承，1934年12月7日，日本冈田内阁出台了一份所谓《对华政策》，提出了下一步侵略华北的主要策略，即：

“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至少使其党部事实上停止活动。”

“把华北政权下的官员更换为便于推行我方政策的人物，使华北地区官民造成在该地区不进行排日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和气氛”。

“使华北政权的当权者无论更换何人，也不能无视该地区日满华特殊关系。”

上面这些从日语翻译过来的表述，挺绕口，用我们习惯的话来说，就是通过不流血的方式，扶植代言人，逐步把华北分离出去，造成“华北自治”、甚至“华北独立”的局面。

换句话说，不打仗，一样让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在日方这种政策的指导下，1935年的河北度过了一个多事之秋——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一个多事之“夏”。

先是5月初，天津的两个汉奸，在两天之内相继被人暗杀。

1935年5月2日晚，天津《国权报》社长胡恩溥遇刺身亡。

第二天凌晨，天津《振报》社长、伪“满洲国中央通讯社”记者又白逾桓遇刺身亡。

《国权报》的背景是日本特务机关，白逾桓本身就是伪“满洲国”的记者，可想而知都是亲日分子，且俩人都是在天津的日本租界内被刺杀的，摆明了就是要日本人的好看。

5月15日，又发生了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退入长城以南“非武装区”的事情。

孙永勤是河北承德人，“九一八“事变后，于兴隆县黄花川举行抗日武装暴动，建立民众军，后改为抗日救国军。1935年5月15日，为躲避日军的进攻，孙永勤曾率抗日救国军逃到遵化，并试图与遵化县县长何孝怡接洽入城，被拒。5月24日，孙永勤牺牲，抗日救国军多数战死。

以上这几件事，在历史上合称“河北事件”。

发生了这样的事，以日军之刁蛮，没茬都要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杀了他的人，怎么可能不生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