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46）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端纳以及戴笠等人飞抵西安。这是十天之内，“中央”第三批来陕人员了。

第一批是12月13日，蒋介石夫妇的私人朋友、澳大利亚人端纳。

第二批是12月20日，宋子文。

第一夫人驾到，非同小可，张、杨亲自在机场迎候，张学良且到飞机上问候宋美龄。

寒喧之后，宋美龄说，汉卿，我的行李希望你不要检查。张说：“岂敢！岂敢！”

实际上何待她言，倾慕宋美龄的，不仅是胡宗南，张学良也是其中之一。

戴笠可就没这个待遇了，戴是最后一个走下飞机的，刚一露头，就被杨虎城看见了，随即示意卫士上前搜身，下了戴笠的手枪，此事令戴笠始终耿耿于怀。

此后，据多数文献记载，都说张学良马上令从人将戴笠单独送走，弄到金家岭公馆，找了个地下室，软禁起来。

但据宋子文记载：

“抵西安后，我告诉他们先让蒋夫人去照顾委员长。我与张、杨进行了讨论，戴与蒋鼎文将军亦在场。”

谈话之后，张将戴笠送到自己公馆的地下室里，实际上是对他的一种保护。

戴笠没有想到，连跟蒋见面的机会都没有，至于“营救”云云，更是闲话一句了，他预感到自己的时间恐怕不多了。在此期间，戴笠曾留下一份遗书，这份遗书，军统一直保存，做为后来培训干部的重要教材。遗书的内容，是这样的；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寓地下室。”

这份遗书，本人高度怀疑是后来补写，当然仅仅是怀疑，没有任何证据。如果是真的，那就算笔者以小人之心度“大人”之腹。毕竞我们是常人，而戴笠不是常人，因为历史上有他一笔，而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几乎可以肯定，不会出现在将来的任何一本历史书上。

戴笠有点过于悲观了。谁也想不到，事情的转机来得这样快。

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于当日亲自陪同蒋介石飞离西安。

如同事变的发生一样，事变的解决也毫无征兆，三天时间就拐了这么大一个弯。在西安的许多问题还存在诸多变数的情况下，张学良单方面释放了老蒋。

之所以特别强调“单方面”，是因为张的举动，未得到任何一方面的充分谅解，张学良再一次表现了他不为任何人左右的一面。

事变的发生，固然以张学良为主导，但并不意味着张有权漠视他人的存在。

首先，张的坚强盟友杨虎城（此时已经成了难兄难弟），对此坚决反对。这一点，张本人的回忆，宋子文的日记，都透露了这一点，无可怀疑。两人一度争论得非常激烈，据张回忆甚至“拔枪相向”。短短三天之内，两人已经几乎到了反目成仇的地步。

杨虎城不同意，张学良的另一个盟友共产党也不赞成，因为蒋并没有在双方协定上签字，只是口头保证“以领袖人格”担保，一定会履行诺言。问题是，蒋介石是政治家，政治家的人格，能不能用来担保，恐怕还要讨论。

当然，这个诺言，老蒋后来确实兑现了，但非常费劲，要不是仅仅半年之后就发生了“七七”事变，国共双方到什么时候能够谈拢还很难说。

再有一点，就是张学良自己的东北军内部，没有达成共识。特别是直接站在捉蒋第一线的那些人，如刘多荃，再就是以应德田、孙鸣九、商同昌为代表的那些青年军官、中下级军官。张学良贸然地送走了蒋介石，而且在事前未与杨虎城及东北军高级将领通气的情况下，在即将与蒋介石一起登上飞洛阳的飞机之前，交给杨虎城一道“手令”：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

张学良此举，连蒋介石都觉得不妥，据《西安半月记》记载：

“临发时，张坚请同行，余再三阻之，谓：‘尔行则东北军将无人统率，且此时到中央亦不便。’张谓：‘一切已嘱托虎城代理，且手令所部遵照矣。’”

张学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他手下的那些骄兵悍将，哪里是杨虎城能够指挥和约束的。张只看到了他们对自己唯唯诺诺的那一面，而忽视了这些人的独立人格，也没有考虑到这些人在政治上的幼稚程度。

这不奇怪，因为——张学良本人，在政治上就不甚成熟，遑论其手下！

张走后不久，东北军内部就发生了兄弟睨墙的悲剧，最终导致东北军这个曾经风云一时的军事集团于不久后的土崩瓦解。

12月25日，蒋介石到达洛阳，并在洛阳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

当老蒋与特地赶来迎接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鞠躬致谢，并向诸人答礼”的时候，他身边站着的，除了宋美龄和宋子文之外，还有面带微笑的戴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