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41）

这时是凌晨4点半，据孙铭九回忆，当时他摸了摸床上的被褥还有一定温度，知道蒋跑出的时间不会太长，便命令搜查各处，但仍不见踪影。

此时贵妃池那边激战正酣，孙以为蒋介石在那里，于是赶快过去令对方缴枪，说“你们不要抵抗了，如果委员长在这里，就请出来答话，我们保护委员长的生命安全！”又说“再不缴枪，我们就扔手榴弹了，把你们全炸死！”对方才停止抵抗，把枪扔了出来。

经搜查，没有老蒋，孙大失所望，赶快去向捉蒋的总指挥白凤翔报告。这时已经六点多了，刘多荃也来了，赶快给张学良打了一个电话，说“尚未找到委员长”。

孙铭九紧接着又回到“五间厅”，经仔细观察，他“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等东西杂乱无章地摆在桌子上。我命令搜查全院，仔细寻找。”

蒋介石没有搜到，搜出了他的侍卫长钱大钧，躲在一个窑洞里，还挨了一枪。

钱大钧，1893年生，江苏吴县人。

蒋的手下，素有“八大金刚”的说法，即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诚、陈继承、刘峙、张治中等八人，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黄埔军校教官出身。

钱大钧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炮科，1921年到广东投入粤军。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钱大钧成为军校战术教官。

1926年北伐开始，钱大钧任广州警备司令兼广州市公丨安丨局长，替北伐军看家。

钱大钧虽然有一份日本士官学校的履历、而且还是军校的教官、而且还是专教“战术”的，但他却不怎么善于带兵打仗，所以更多的时候，钱都是以一种高级幕僚的面目出现。

1935年3月1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成立，主任张学良，钱大钧任参谋长，“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1935年10月2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改组为西北“剿总”，钱拒绝赴任，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

“侍从室”第一处负责总务、参谋和警卫工作，因此，保护老蒋，正是钱大钧的职守。

据蒋介石的日记记载，当天晚上，在与张学良的谈话中，他觉得张“形态奇异”、“形色匆忙”，“精神恍惚”，怀疑是“其为昨日闻余切训，使彼不乐而已”，再加上陈诚当天下午的提醒，使他产生了某种不祥之兆。因此，12月11日晚上，蒋曾有意召唤钱大钧，告诉他对“行辕警卫应特别加严”，但因太晚了，就没有叫他。结果真的出了事。

在乱军中，钱大钧被流弹击中胸部，打穿了肺叶，只好躲在一个破窑洞中。被孙铭九发现，其实真的是救了钱大钧，否则时间长了，非死了不可。

据白凤翔的副官回忆，当时钱大钧被送到白凤翔处，钱像见到了救命恩人一样，拉着白的手问：“瑞麟(白凤翔字瑞麟)，是怎么回事?”

白说：“西门已让共军占了，张副司令派我来保护委员长进城，委员长哪里去了?”

钱说：“晚间我还和委员长在一起吃点心，以后就不知道了。”

要说这钱大钧可真行，委员长让你当这个“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就是要你陪着“在一起吃点心”的么！挨这一枪真是不冤！

想起来也是报应——当初张学良让他入陕就任西北“剿总”参谋长，他说什么也不肯来。让你不来，这回挨一枪！

挨一枪，钱大钧总算还保了一条命，蒋孝先可是连命都给丢在临潼了。

蒋孝先，1900年生，浙江宁波奉化县溪口镇人，军校一期毕业。

蒋孝先是蒋介石堂兄蒋周益的孙子，因此，他跟蒋孝镇一样，也是蒋介石的族侄孙，毕业于浙江第四师范学校以后，适逢老蒋主持黄埔，遂前往投考，入军校一期一大队。

蒋孝先参加过东征和北伐，此后一直干宪兵，1928年任宪兵第1团第1营营长。1930年曾赴日本考察宪兵业务，回国后任宪兵第3团上校团长，1933年升任北平宪兵副司令。后调回南京，任蒋介石侍从室组长，此次随蒋介石入陕，相当于副侍卫长，是钱大钧的副手。

蒋孝先的死，实在是咎由自取。

侍卫长钱大钧，不管他尽到责任没有，怎么说出事的时候他还在老蒋身边。

蒋孝先呢，作为蒋介石的副侍卫长，居然跑到西安“搓大饭”去了。

前面说了，12月11日晚，张、杨二人在绥靖公署安排了一个饭局，请来陕的“中央”大员吃饭，饭后还有堂会，请了戏班子唱秦腔。

按蒋孝先的地位，还不够“中央”大员的层次，但他是老蒋的亲戚，又在蒋身边工作，大家都让他三分，久而久之，你吹我捧，弄得自我感觉好的不得了。于是，听说张、杨请客，蒋孝先也人五人六地去了。

吃了饭、听了戏还不够，蒋孝先没有尽兴，又凑了一桌麻将，潇洒了一夜，早上4点多钟才往临潼赶。

他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顿饭、最后一场戏、也是一桌麻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