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32）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安事变，蒋的被扣，还真是咎由自取。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当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是这样说的：

“九时四十五分由洛阳起飞，十二时二十分抵南京。下机后，见林主席及中央诸同志均迎于机场，向主席鞠躬致谢，并向诸人答礼。登车入城，见夹道民众欢迎甚盛，心中悚惭无已。回忆半月来此身在颠沛忧患之中，虽幸不辱革命之人格，无忝于总理教训；然党国忧危，元气耗损，溯源祸变，皆由余督教无方防范不力之所致。疚愧之深，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据军委会“监印官”姜辅成回忆：

“次日（12月26日）由办公厅主任林蔚领队，大家乘五、六辆公用汽车到机场列队恭候。蒋介石从飞机上下来时，面有赧色，不如平日那样昂首仰视、目中无人的神气了。”

旁人观察的“面有赧色”，与与蒋自称的“疚愧之深，实非笔墨所能形容”是统一的，此时蒋介石心情的复杂程度，殊不是我们这些后生小子可以臆测的。但其中，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党国忧危，元气耗损”的起因，在于蒋轻率地身蹈险地，“督教无方”有没有道理，咱们另说。“防范不力”倒是真的，给国家造成了大麻烦，差点酿成巨祸，这是蒋必须要承担的责任。

作为实际上的国家元首、三军统帅，其行止不是个人的事，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中，不能使自己处于危险地境地，是最起码的一条，在这里，“身先士卒”并不是什么值得渲染的美德。当年明英宗“御驾亲征”也先，之所以大臣们拼死反对，怕的就是出事，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果不其然，“土木堡之变”，明英宗全军覆没，几乎动摇国本，如果不是天照应，朝中有个于谦，大明王朝在传到第75年的时候就挂了。

因此，12月28日，蒋介石以自己要对“西安事变”负责为由提出了辞呈，被中央政府“慰留”。

辞职一端，更多的，固然是政治人物的一种惺惺作态，但确实也是承担责任的一种表现，如同封建时期的“罪己诏”，谁也不会相信他真的出于本心去辞职，但最起码做出了一种姿态，传递出一种信息，表示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并为此表示不安。

西安事变之后，很多人在探讨，蒋介石在明知道张、杨有所“异动”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这样轻率地跑到西安去？难道他就真的不怕出事么？

据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回忆：

“一九三六年九月初，我察觉张学良和东北军的上述情况后（即指张学良对于“剿共”战争产生动摇的相关情况），特以书面详报蒋介石，从而建议：增派中央劲旅为剿共主力军；并在西安设一个剿共干部训练班，轮流抽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营长以上军官，施以有关的思想和技术训练；再把在鄂豫皖等省实行的保甲制度广泛地推行到西北地区，以加强民众组训而严整‘剿共’的壁垒等等。我还亲自把报告送到广州交他核阅。”

当时因处理两广事件，蒋介石正在广东，住在黄埔岛上。蒋看了材料以后的反应，令晏道刚啼笑皆非——蒋批示了几个字：“胡说，交张副司令阅。”

当然，蒋介石此举，更多的是政治手段，让张学良相信，彼此亲密无间。

然而，这段有名有姓的回忆，明确告诉人们，在此之前，老蒋已经确切无误地了解到张、杨在西安的状况，绝非懵然无知。

明知可能发生不测，而仍然要不顾一切地跑到西安去督战，究竟是为什么？在这里，如果仅仅用“大无畏的什么精神”去解释，显然过于肤浅。

蒋自信不会出事，这种自信缘于他对自己的认识，也缘于他对张学良的认识。

1936年，“两广事变”平息，此时的老蒋，“声望日隆”，几乎达到了他个人政治生涯的最高点。

按：最高点是在1943年10月，英美两国带头“放弃在华治外法权”，接着其他各国竞相效仿。此举，意味着中国在法理上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成为与西方列强平等的国家，老蒋的声望就此达到顶峰。

人一旦自我感觉过好，就容易失去判断力，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乾隆天纵聪明，年轻的时候乾纲独断，何等英明，没有人能蒙他，但再英明的人也架不住五、六十年如一日地听别人说“皇上圣明“，到一定程度就糊涂了。

另一方面，老蒋认为，他了解他这个把弟张学良，讲义气，重然诺，蒋自己认为他完全对得起张学良，也能把握张学良。至于张在西北的种种“异动”，不过“年幼无知”而已，但绝不会对自己有二心，更不会不利于己。

至于杨虎城，忠不忠于自己，老蒋并不看重，因为他从来也没信任过杨虎城。只要张学良不出问题，西北就不会出问题。

然而，恰恰是张学良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