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28）

1935年10月，蒋介石将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平移到西安，改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对付到达陕北的红军。戴笠的嗅觉很灵敏，马上着手成立特务处西北区，以统一指挥西北的谍报工作。

派驻为西北负责人的，是特务处书记长张毅夫——就是曾经找陈恭澍谈话的那位。

张毅夫也是湖南醴陵人，跟史铭是同乡，但他的资历可就老得多了。张毅夫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毕业以后，投入醴陵前辈程潜手下，曾在程潜的第六军司令部任职，

1927年，蒋介石在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不见容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后经双方妥协，以蒋介石暂时“下野”的代价，换取了“宁汉合流”。在蒋“下野”的这段时间，据后来成为“CC系”重要成员的萧铮回忆，他们曾成立了一个叫做“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的团体，致力于蒋介石复职、并由陈果夫、陈立夫执掌党务。到1928年2月1日，蒋介石复出，陈果夫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该团体的目的完全达到。据认为，这个“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就是“中央俱乐部”即“CC系”核心组织的由来。

当年，任“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总执行秘书，主持日常工作的，就是张毅夫。

后来，受同乡邓文仪的邀请，张毅夫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调查科，任主任秘书，成为邓文仪的副手。后调查科整体并入特务处，张毅夫继李果湛之后，任特务处书记长，又成为了戴笠的幕僚长。

戴笠对张毅夫的特别重用，有几个原因：一是当时戴笠手下多是军校同学，普遍文化水平比较低，像陈恭澍这号的，能到高中毕业就不错了。张毅夫是大学毕业生，当然值钱。第二，张毅夫做过党务工作，而且是国民党中央层次的党务，由他来搞情报，可以想见，比戴笠原来的手下要高出多少个档次。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戴笠要在调查科转过来的这些特务们心目中，塑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形象，以示自己“一碗水端平”，对于后来者无畛域之分，所以，一下把张毅夫放在特务处“第三把手”的位置上。

问题是，戴笠这么想，他原有特务处的那些手下并不这么认为，相反，他们认为张毅夫枪了自己的饭碗，你一个“外来户”，“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还知道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

偏巧张毅夫又是一个干工作非常负责任、一丝不苟的这么一个人。遇上这帮特务天天儿给他下绊子、使阴招，见了面儿亲热无比，扭过脸去就是一脚，照死了往里头“搁”张毅夫，弄得没几天就干不下去了。

正好西北区成立，张毅夫是党派工作专家，身份地位又相称，派去陕西再合适不过了。

1935年10月，张毅夫就任特务处西北区区长，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省区的特务活动，其公开身份是西北“剿总”办公厅第三科科长。

据张毅夫回忆，军统局西北区区本部、即西北“剿总”办公厅第三科下设有两个股。第一股股长是丁敏之，主要做情报工作，包括“指挥各地组织搜集***、进步人士情报，以供对边区的军事防剿和后方镇压破坏决策的参考。”

丁敏之这个人，虽然是个搞情报的，却是个刽子手，杀害宣侠父的就是此人，抗战期间曾任重庆看守所所长。

第二股则负责行动。如特务组织的布置、特务人员的派遣，同时策划指挥侦捕、刑讯与暗杀等等，股长是李翰廷。

李翰廷，1904年生，湖南宁远人，军校六期。

李翰廷是戴笠在骑兵科的同学，而且是跟戴笠一块儿被开除出黄埔的三个人之一，另一个是郑锡麟。但李参加特务处的工作比较晚，不像郑锡麟从学校一出来就跟着戴笠跑单帮，并成为“十人团”之一，所以李翰廷在特务处内地位也不高，

李翰廷同时也是西北区所属的西安站站长，公开职务是西安丨警丨察局第一分局长。

张毅夫确实有才干，西北区成立以后，组织发展得很快。据张回忆，除原有的陕西、甘肃两个省站以外，他又连续成立了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三个大站。另外还有青海省会西宁组，宁夏和绥远境内的银川、陕坝、橙口、吴忠堡等组，将近20个特务组织。另外还有“关中、陕南各地固定的特务组织，晋南长治、高平、晋城、陵川等地专对太行山区域八路军侦防破坏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又不下20个单位。”

通讯方面，设立了无线电支台，派陕西汉中人、特务处老牌的技术特务李秀夫为支台长，各地站、组的无线电分台，有30来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