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24）

7月22日，余汉谋率部进入广州，就任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香翰屏被任命为第四路军副总司令，10月28日，国民政府授予香翰屏中将军衔，后又加上将衔。

香翰屏在四年前就为陈济棠、余汉谋和他自己设计好的结果，终于实现了。

1936年8月，蒋介石到广州，会见了余汉谋以下的全部广东高层人物。在此之前，戴笠电告广东的特务谢镇南，让他做好蒋在广州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

谢镇南，1902年生，广东梅县人，1932年由他的同乡梁干乔、张炎元介绍进入特务处，潜伏在广东省政府缉私处工作。此时，陈济棠垮台，潜伏了4、5年的谢镇南终于可以见光了。

问题是谢手下没有人，当时的缉私部门还不归特务处运用，这个保卫工作如何做法？

谢灵机一动，找到了他的朋友、天河机场警卫营营长鄜植民，鄜也是复兴社分子，跟他借了几个人，一人分了一把手枪，一辆自行车，成立了一个“警卫组”。

蒋下飞机的当天，谢赶到机场，看到余汉谋等人已经在停机坪前等候，仨一群俩一伙的在那里聊天，他们的车子也停放得乱七八糟，很不成体统。

于是，谢镇南带着他的几个人上前，先是把车子轰得远远的，然后又指挥余汉谋等，告诉他们这样不行，请他们按职务大小排成队伍，规规矩矩地迎候“领袖”。

余汉谋等不知道这几位是何许人也，看他们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劲头，心想肯定是“中央”派来的，哪敢说个不字！

多少年以后，谢镇南回忆起当时一干广东大员对他奉命唯谨的情景，还暗自好笑。

广东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广西。

没有了在前面顶缸的陈济棠，事变的中心一下转移到了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一看大事不好，主动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于7月24日给南京打电报：

“奉军事委员会7月13日电令，任宗仁、崇禧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兹遵于8月1日宣誓就职，请派员莅邕监誓为盼。”

没想到，你想下这个台阶，蒋介石还不让下了。次日，南京给他们发来电报，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白崇禧与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对调，白去浙江，黄到广西当绥靖主任。

桂系最怕的就是离开广西，蒋介石哪壶不开提哪壶。他看到广东解决得很容易，于是想干脆顺带手把广西也灭了算了。

李宗仁大怒，痛斥蒋介石为“阴险毒辣的野心家”。

据程思远先生回忆，当时李、白二人在商议今后行止时，曾有过“破釜沉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打算，准备跟蒋干到底。

其实，蒋也有蒋的难处，看到广西轻易不好相与，也有转圜之意，于是，经过两个月真假难辨的来来往往，双方终于握手言和。

9月16日，李宗仁、白崇禧分别就任广西绥靖主任和军事委员会常委，广西省政府主席则派了广西人黄旭初。

至此，“两广事变”不费一枪一弹，就此偃旗息鼓。

一番折腾，广西依旧。只是苦了广东的陈济棠，被桂系当枪使，最后弄出事来，丢了自己的地盘不说，还要为广西顶缸。

得到实惠的，自然还有老蒋，从民初以来一直为军阀所盘踞的广东，终于“收归国有”。

其实，放开眼光来看，“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受益的绝不仅仅是两广，或是几个军阀，而是全中国。

“两广事变”是近代史上数一数二的大事件，之所以在历史上的地位，给我们的感觉，仿佛印象不太深刻，关键是因为没有打起来。

否则，一旦打起来，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不会亚于中原大战。

有朋友可能会说了，中原大战又怎么样。

实际上，中原大战可说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最大的灾难之一。

第一次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是中国灾难深重的一年，离亡国，仅一纸之别而已。

下一次，是40年之后的“庚子国变”，与上一次差相仿佛。

第三次，就是了中原大战了，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中原大战间接导致了失去东北——没有中原大战，就没有东北军入关；没有东北军入关造成的东北空虚，日本就不会轻易取得东北，也就没有后来一步步地蚕食华北，日军也就没有后来发动“七七事变”的桥头堡。

因此，换一个角度考虑，如果“两广事变”打起来了，则兵连祸结，生灵涂炭，不知伊于胡底。更重要的，不要忘记此时已经是1936年，日本在华北摩拳擦掌，虎视眈眈，如果把有限的国防力量全部用于内战，日军乘虚而入，其后果可想而知。

对全民族来说，“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实在是再好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