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19）

同时做广东空军工作的，还有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不过他没有到广州去，而是在香港。

军统的很多老人，回忆起来，都反映说郑介民这个人胆子特小，从不敢身处险境。

整个军统，戴笠还就是对郑介民比较客气一点，叫他“郑先生”。不像对别人，都是直呼其名，顶多了在名字后边加个“同志”俩字儿。同样是搞策反，郑介民就不去广东，戴笠拿他也没辙。

不管他去没去，反正人家郑介民把事是给办成了。

郑介民是华侨，广东空军有个飞行员叫陈振兴，也是广东籍华侨。这个陈振兴是运动员出身，游泳、舞蹈无不擅长，交际很广，郑介民通过他联系上了广东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陈卓林。

陈卓林，1892年生，广东台山人，曾在美国蒂莱斯特航空学校学习飞行。1923年回到广州。1924年，任广东军事飞行学校的飞行教官。1932年，陈济棠通过“西南两机构”成立广东空军司令部，陈卓林任参谋处长，后来升任参谋长。

陈卓林是广东空军的老人了，事情进展很快，联系上不少飞行员，准备投向“中央”。郑介民将陈秘密约到香港，谈妥了条件。

此时，郑介民遇到了一个困难——前期的运作，需要8万港币。

8万港币不是小数目，据说相当于5万大洋。郑介民没有这么多钱，有也不敢做主，于是他打电报给戴笠，请他去想办法。

戴笠也没有这么多钱，他去找航空委员会，对方不但不给，还皮里阳秋地说：“领袖的钱不好随便花啊。”

戴笠没法跟他们喘这个气，于是要交通科长胡子萍去买两张当天晚上的车票，带着副官贾金南去了上海。

第二天戴笠就回来了，挺兴奋地对胡子萍说，5万元算什么，不是被我搞到了。我们什么时候“乱花”过领袖的钱！只要能把陈济棠的空军夺过来，50万也值得！

原来，戴笠回上海，是去找上海的一个名女人许兆贤。

当年，许兆贤是上海交际场上的一个名人，也是戴笠的红颜知己，社会关系很广泛，戴笠去与她商量，看找谁能借5万元。

没想到，许兆贤当时就取下自己戴的的一条项链，说这条项链你拿去质典，至少能值5万，你拿去先办事，其他的以后再说。

戴笠十分不好意思，但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只好千恩万谢地退了出来。

许兆贤后来嫁给了广东同乡熊少豪，熊在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外交委员会“做事，两口子都曾帮过戴笠不少忙。

五万元汇给郑介民，一切OK。通过陈卓林，又联系上了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

黄光锐，1899生，广东台山人。黄自幼随父亲去美国，加入美国籍，并考取飞行执照。1922年回国，1923年7月，黄光锐协助广东航空局长杨仙逸研制出一架飞机。孙中山命名这架飞机为“乐士文号”，1924年，黄光锐继任航空局局长。陈济棠夺取广东空军以后，任命黄光锐为空军司令。

黄光锐、陈卓林找到了手下的几个中队长马庭槐、陶佐德、何泾渭、谢莽、邓显刚、敖伦等几个人，对他们说准备投向“中央”，征求他们的意见，大家都表示同意。

敖伦记得，当时黄光锐问他们：“怕不怕枪毙？”他们说“跟着陈济棠打内战是死路一条。”黄光锐很满意，令他们保守机密，等待时机。

当时，敖伦他们还建议，说另第二中队中队长丁纪徐等几个人与陈济棠关系密切，暂时不要告诉他们，以免泄密。

据敖伦后来回忆，大家为什么心这么齐：一个是由于陈济棠打着抗日的幌子，“倒行逆施“，大家生气。第二，凡人群就有左中右，广东空军派系林立，高层生活腐化，飞行员们心里不痛快，人心思变。第三，陈济棠整日被他那个哥哥陈维周装神弄鬼，搞得团团转，早就看不过眼。陈的老部下第2军军长香翰屏曾经好意劝他“远离小人”，结果被陈济棠撤了职，大家早已心灰意冷。

此时，戴笠这么一介入，恰如一个导火索，轰隆隆大厦将倾。

谁也没想到，还没等黄光锐下令，6月16日，已经飞跑了7架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