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15）

这个人，就是戴笠。

针对各路军阀搞情报，是戴笠的重要工作之一。

前面我们说过，戴笠在西北曾经通过向影新做过杨虎城的工作。包括与张学良的交往，其实都是特务工作的一种方式。只不过前者是暗的，后者是明的；前者让人知道了生气，后者嘛，戴笠会与人打交道，张学良跟他关系还处得很好。

两广的情况很特殊，如同铁板一块，很难派进人去，否则，“制裁”王亚樵也不用费那么大周折了。

戴笠只能在周边想办法，当然，最理想的地方就是港澳。

特务处有许多广东人，要不，也不会形成一个“广东派”。当然了，广东人再多，也不如特务处的湖南人多；湖南人再多，也没有浙江江山一个县的特务多。

派到香港的，是邢森洲。

邢森洲，生于1895年，广东海南文昌县人。

戴笠的手下，多数都比他小，有的比他小十几岁，所以戴笠在特务处为什么可以肆无忌惮地骂这个骂那个，跟骂自己儿子似的，一方面是长官的权威，另一方面，跟他岁数比别人都大，也有一定关系。

邢森洲是特务处里少有的比戴笠岁数还大的人，所以大家都叫他“阿公”。

邢森洲是学中医的，1916年毕业于厦门中医学校，然后就返回家乡文昌，开了一个诊所，挂牌行医。

中医这个行当是讲究经验的，所以大家都愿意找“老中医”看病，邢森洲当时只有21岁，可想而知，不会有多少人去找他开方子。

诊所开不下去，邢森洲心想，中国的中医比较多，没有人来找我，那么我出国，到外国去，看中医的一定有的是人。于是，1918年，邢森洲去了新加坡，开了一家叫“华山医寓”的诊所。

没想到，跑到新加坡，当地人与国内一样可气，照样不认“小中医”，无以谋生。邢森洲是学中医的，读过不少线装书，笔下很来得，于是他找了一家报馆，白天在诊所看摊，晚上到报馆兼职，当编辑。

时间长了，邢森洲才知道，他所供职的这家《新国民日报》，是国民党人在新加坡办的一份报纸，目的是在海外宣传国民党的主张，扩大影响。于是，为谋求工作的稳定，邢森洲加入了国民党。

1924年，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内外各地国民党的分支机构都要派代表出席。新加坡也选出了几名代表，到回国的时候，其中一名代表临时有事不能成行，空出了一个名额，于是邢森洲要求顶这个名额回国出席大会。

就这样，阴差阳错，在国内都没有混出名堂的邢森洲，居然在海外成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在国民党“一大”上，中山先生决定开办黄埔军官学校，并要求代表回到各地以后，积极保送“优秀青年”到黄埔受训。

对此，邢森洲很当回事。新加坡的中国人多得很，经过邢森洲的认真物色，他发现一个咖啡厅的茶房，也是海南文昌人，条件不错，于是邢森洲将他作为“优秀青年”推荐回国，报考黄埔。

邢森洲没有想到，自己的后半辈子，都得仰仗这个人混饭吃。

根据邢森洲的推荐，这个“优秀青年”回国，顺利地考入军校第二期，他就是郑介民。

到了1927年，郑介民摇身一变，以蒋介石副官的身份，负责华南地区情报工作。后来，郑介民之所以不愿意屈就在戴笠手下，就是这个原因。他给蒋介石当副官、主管方面工作的时候，戴笠才考上军校一年时间，连“领袖”长什么样，都只能从相片上看呢。

郑介民是个很念旧的人，饮水思源，如果没有邢森洲，自己恐怕还在新加坡给人家端盘子呢。于是，他邀请邢森洲回国，驻香港，为他收集情报。

1932年特务处成立，在郑介民的推荐下，邢森洲任特务组香港组组长。

正是在这个时候，胡汉民以“西南两机构”为依托，开始进行反蒋活动，因此，戴笠交给香港组的任务就是全力监视胡汉民的活动情况以及陈济棠、李宗仁等两广军阀的情况。

1934年，邢森洲曾调回南京特务处本部做督察长。1935年，因两广情势越来越不稳定，戴笠将香港组升格为香港站，邢森洲遂成为香港站第一任站长，任务是全力做好对两广的情报和策反工作。

接着，戴笠又派出龚少侠潜入广州，暗中联络黄埔同学。

龚少侠，1902生，广东乐会人，军校第一期第二队。毕业后龚少侠曾任黄埔军校教导一团二营排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连长等等，所以他认识的军校同学特别多，很快，就在广州安插了一大批“钉子”和眼线。

戴笠还怕不保险，又将原上海区区长吴乃宪派回了广东。吴乃宪也是广东海南人。

在特务处成立之初，曾经把全国分为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四个区域，每区派出一个特派员，这个特派员并不是不具有指挥权，仅仅负责工作督导。刺杀张敬尧的时候，郑介民就是以特务处副处长的身份兼任华北区特派员。

同一个时期，吴乃宪则担任华南区特派员，所以他对广东的情况也非常熟悉。

有这么多的广东人在做工作，几年下来，到1935年、1936年的时候，戴笠对两广、特别是陈济棠的情况，可说了如指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