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07）

话务员有了，下面亟待解决的解决的就是设备问题。

当时没有专门用于谍报的小型收发报机，都是军用的，最小的就是5瓦手摇发电机式的，体积很大，另外还有15瓦充电发电机式的，更是庞然大物了，根本无法用于秘密工作。于是魏大铭与康宝煌研究，能不能搞点技术革新，研制一种小型的收发报机。

康宝煌是当时著名的无线电专家，也是南洋公学电机工程科出来的，跟徐恩曾是前后同学，去台后任台湾电信管理局总工程师、台湾电信总局终身顾问等职。

康宝煌就是康宝煌啊，经过研究，他说：“把收报机的真空管的电压提高一倍，就可以有信号，虽然电力微弱，应该可以试一下。”

以上是康宝煌的原话，什么意思，笔者不是学工科的，不明白，不知道有多难、或者是有多简单。

不管什么意思吧，反正是这个技术革新一举成功，研制出来的，就是后来广泛运用于军统秘密工作中的2.5瓦小型电台，小到什么程度呢，据记载，除了电池、听筒和电键以外，只有“两只饼干桶”那么大。

这个比喻同样不论不类，饼干桶可大可小，谁知道是多大？但按照沈醉说的，他可以把发报机藏在婴儿身下，通过日本人的岗哨，那应该是不会太大。

这个小小的技术革新，一举奠定了特务处、乃至后来军统无线通讯的基础，因为军统干的是谍报工作，如果没有适合敌后使用的小型无线电台，其一切工作都等于零。

1933年7月，蒋介石在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戴笠特地要求魏大铭带着他新研制的袖珍发报机跟着他上庐山晋见蒋介石——他要给老蒋露一手。

当时，庐山与各地通讯，也是靠电台，就是军用的15瓦的那种，架在牯岭。庐山是著名的多雾气候，一天到晚大雾弥漫，电力的损耗很大，因此信号特别弱。庐山电台台长花克强，也是个无线电好手，每次发一封电报，有时一、两天都发不出去。收报就更困难了，要一点一点地调整刻度盘，去捕捉微弱的信号，旁边的助手连大气都不敢出，每收一封电报，花克强都紧张得浑身大汗淋漓。

这次，戴笠就是要让魏大铭带着他的2.5瓦袖珍机，去挑战花克强的15瓦军用机。

挑战的过程不说了，因为笔者实在不太懂，描绘不出来那种精彩。反正最后的结果令老蒋开了眼界——魏大铭不但帮助牯岭台改进了天线设备，促进了通讯质量和效率；同时，魏大铭让老蒋看到，特务处新研制的2.5瓦袖珍机，同样完成了与南京通讯的任务。老蒋高兴地对魏大铭说：“你好好干吧，我会有工作给你的。”

戴笠的这一趟庐山之行，一举三得：第一，他让老蒋知道自己手下有出色的人才，第二，他通过老蒋的话，鼓励了魏大铭。

还有第三，此后不久，老蒋就批准了戴笠的报告，准许他建立一个无线电工厂，费用嘛，自然不用特务处掏钱了。

无线电工厂建立起来以后，不仅制作袖珍发报机，康宝煌又想出了一个新招——他把民用的普通收音机改装为发报机，便于通过敌人的盘查。要使用的时候，只需要买几个随便哪儿都有的普通配件，一装上，马上就成了一台特工用的收发报机。

随着各地派出机构的增加，大家都配发了2.5瓦袖珍机，新的问题又来了，大家的信号都很微弱，这就要求南京的总台必须强大异常，否则根本无法与外地保持通讯联络。

魏大铭开始着手建立南京总台，一下增加了7、8台收发报机，电力达到1、2百瓦，每台机器之间相连，可以在总台远程控制发报机，通话距离达到一、两千公里。

后来，随着军统的不断扩大，仅沦陷区的秘密电台就达到300多座，一个总台不敷使用，又建立了第二总台，到1944年，又建立了第三总台。全盛时期，几百名话务人员八小时一班，每天24小时工作，总台的电灯从来没有熄灭的时候。

戴笠梦寐以求的无线通讯网，终于建立起来了。

1938年8月，特务处改组为军统局，魏大铭就任第四处（电讯处）处长，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