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顺章叛变的第三个恶果，是间接导致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被捕并叛变。
1931年6月22日，本已安排转移的向忠发，因故耽搁，结果被捕，并立即叛变。
向忠发的叛变，相对损失不大。究其原因，向虽是“挂名”的总书记，但从他上台，实权就不在他手中，一开始是李立三、后来是瞿秋白、再往后是在米夫支持下的王明，至于军事工作，有周恩来去做，秘密工作，具体的都掌握在顾顺章手中。他本人是高高在上，听着好听，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掌握的情况也不是特别多。
所以，向忠发“叛”是叛了，可是跟顾顺章不一样，他手中没什么可“卖”的，不值钱。
另外，向忠发有一个特别不好的毛病——贪图享乐。最后出事，也是肇因于此。
所以，连国民党特务都瞧不起他，认为他不像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徐恩曾回忆说：
“他被指认出来之后，所表现的“向敌人投诚”的可怜相，比其他的非无产阶级的战士更精彩十倍，他先向我们表示，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他没有能力，他在共产党内所担任的职务，实际上是一个傀儡，他甚至曲膝跪地向我们求情，要求免他一死，自动说出四个共产党的重要指挥机关的所在地，以表示他的忠诚，这一切的表现，出于我们意料之外。”
一个人，如果让敌人都看不起，那这人就完了。
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在上海被枪决，时年51岁。
顾顺章叛卖的第四个人，是杨登瀛。
杨登瀛是著名的双面间谍了，也是个传奇，为我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由于他为人机警，始终没有引起怀疑，结果这次也被顾顺章一并“抖搂”出来。
出事之前，陈赓曾向其示警，但杨登瀛自恃与张道藩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没有撤离。事实也是如此。
用蔡孟坚的话来说：“杨登瀛系张道藩的朋友，终于入狱后被释放。”话里话外，对此也颇为不齿。后杨登瀛曾任国民党南京反省院副院长。
杨登瀛的事迹，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到网上去查，笔者就不写了，否则这个章节就太长了，真成大杂烩了。
1970年冬，杨登瀛在上海去世。
顾顺章叛变的第5个后果，也是最严重的一个，是中共中央最终不得不迁离上海。
尽管通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中央领导和中央的组织机构，但保护并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能够继续领导中国革命。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第一，由于中央所有的落脚点均已不能使用，领导人员和领导机构每天忙于转移、隐蔽，常常是刚找到一个适合的落脚点，突然又传来消息，某某又叛变了，请立即转移。很显然，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无法正常开展工作。第二，所有的联络点、交通站和联络方式均已暴露，彼此之间联系的渠道被切断，各种命令、指示都难于发布出去，遑论执行！
因此，在顾顺章叛变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共中央的工作实际处于瘫痪状态，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难以立足，危险程度越来越大。
我们经常使用“白色恐怖”这个词来形容中共早期所面临的形势，毫不夸张地说。到了1931年的这个春夏之交，“白色恐怖”应该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为保存革命的火种，中央不得不决定，逐渐将党的重要领导同志撤离上海。
最先离开上海的，是当时中共中央实际上的“一把手”王明。
1931年10月18日，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这一去，王明再回国的时候，已经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11月。
临行，王明提议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康生、陈云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以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为常委，以博古为“总负责”。
这一“总负责”，博古一下从1931年9月负责到1935年1月。在早期的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当中，既是时间最长的，也是年纪最轻的——“下台”的时候，都不到28岁。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生，江苏无锡人，博古是其俄文名字（俄语“上帝”之意）。
1925年，博古相继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考入上海大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干事，同年秋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博古是也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1930年5月回国，1931年1月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4月任团中央书记。1931年9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负总的责任，当年，博古刚满24岁。
第二个撤离的，是处境最危险的周恩来，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当年年初就已决定让他担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临时中央在上海又坚持了一年，终于无法立足，于1933年1月转入中央苏区。
从此，上海结束了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时期，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开始了。
顾顺章事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深远的。
一方面，它给我党带来了严重损失。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促成了中共中央的一次新生。
试想，如果没有顾顺章事件，中共中央依然在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毛泽东等人依然被视为“土包子”、依然处于边缘化地位、依然属于被批判的角色，此后的革命进程，会是一个什么走向，还真不好说。
相反，中共中央迁到瑞金，虽属无奈之举，客观上却大大加速了理论派与“土包子”的融合，虽然在“融合”的过程中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毕竟“吹尽狂沙始到金”，选择与淘汰的过程本就是这么残酷。最终，中国的革命者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这就是成长的代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