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99）

1931年4月26日，凌晨。按照钱壮飞的指示，刘杞夫找到了李克农。

几经辗转，钱壮飞的绝密情报终于送达了周恩来。

这场赛跑，至此打赢了一半，钱壮飞抢在顾顺章开口之前，将消息报告给了中央。

现在要看周恩来的了。

此时，周恩来面临着一个抉择——如何判断这个情报的准确性。

并非不相信钱壮飞的忠诚——

整个中共中央要来个大转移、大搬迁，会有多大的动静，可想而知、还得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还得在一天之内完成。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么大范围的搬迁，本身就不保险、就面临着造成某种暴露的可能。

敌人是狡猾的，如果是假情报，反间计，中了敌人的圈套，这个损失可就太大了。

此时，钱壮飞也赶到了上海，他一下车就到电报局，给在天津的胡底发了一封明码电报，但电文是暗语：“克潮病笃。”

“克”自然是李克农、“潮”是指钱壮飞的另一个别名“钱潮”——“俩人同时都得了重病”，胡底看了，自然知道该怎么做。

接着，钱壮飞辗转找到了刚刚到中央特科工作的聂荣臻报到、归队。

钱壮飞的归来，促使周恩来确信——顾顺章已经叛变，一场空前的大逮捕已迫在眉睫，是到了下最后决心的时候了。

顾顺章的叛变，后果很严重：

首先，凡顾顺章认识的人，包括在沪的中央领导、中共中共江苏省委以及党的基层干部、工作骨干，其真实身份和掩护身份，全部暴露。

在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份名单，这是此前三个月刚刚经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选出来的中共核心领导人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九人：

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王明、陈郁、任弼时；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七人：

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刘少奇、顾顺章、王克全。

除顾顺章外，余下15人中，项英、任弼时、毛泽东3人在中央苏区；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要不是为送他还出不了这场祸事）；刘少奇在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其他的10人都在上海。

其他的，尚包括陈赓、陈云、康生、李维汉、博古等等。

由于顾顺章工作的特殊性，他对这些同志太熟悉了，包括他的家人，几乎都在党的各种机关里，干着各种各样的工作，每个人都认识几个中央领导。

其次，所有党的办公地点、落脚点、联络点、交通站、电台，全部暴露。

第三，所有的密码、接头暗号、联络方式，全部作废。

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太紧张了。

然而，对于周公来讲，时间已经足够了。

——所有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领导和工作同志，马上安排转移；

——所有顾顺章熟识的工作岗位，立刻换用其他同志；

——所有联络点、交通站和电台，全部停止使用；

——原有的联络方式，全部废止；

——所有与顾顺章可能发生联系的工作关系，全部切断。

以上种种，终于抢在敌人之前，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损失。唯一的例外是关向应同志，当时他在上海职工联合会工作，由于此前机关已遭敌人破坏，他没有及时得到顾顺章叛变的消息，结果在接头时被捕，后被营救出狱。

当晚，周恩来率赵容及中央特科除奸人员，对顾顺章的家属进行了必要的处置。

此时，已经是4月26日至27日的夜间。

这场比赛，我们终于跑赢了。

现在我们把视角转回南京。

4月27日，从从顾顺章的口中，徐恩曾得知了他的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在徐的回忆中，是这样说的：“追随我左右，掌管机要文书的一个得力助手钱壮飞，原来是共产党派来的奸细，这使我大为惊讶。”

岂止大为惊讶，对于徐恩曾而言，不啻为晴天霹雳。

开始，徐恩曾似乎还有点不信：他说：“以我三年来的观察，相信他是一个不怕辛劳，忠于职守的干练青年，平日埋头作事，不问外务，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这样一个循规蹈矩的模范职员，竟是共产党派来的间谍，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报告顾顺章被捕的电报，就是他亲手译出，当面交给我的。”

当时，徐恩曾还抱着侥幸心理，派人去找钱壮飞，手下去查，回报说昨天就已经失踪了。

事情麻烦了，而且是大麻烦——

这里有一个责任问题：

——徐恩曾的秘书是共产党。

——因徐恩曾的“失察”，造成对原本极有可能的对中共中央的彻底破坏“泡汤”。

——徐恩曾的上司是陈立夫。

——陈立夫的团体是”CC”系。

这个责任谁来负！

一旦“蒋先生”追究起来，那就先不用考虑“摧毁”中共中央的问题了——先想想“CC系”会不会被蒋先生摧毁吧。

而这一切，始作俑者，就是徐恩曾。

“蒋先生”可能摧毁不了“CC系”，但他可以“摧毁”徐恩曾。到那时，陈立夫面子上，也好看不到哪里去！

恰在此时，蒋介石官邸打来电话，令蔡孟坚押送顾顺章前去“谒见”。

现在，是到了整个“CC系”上下同欲、齐心协力、共同蒙骗“蒋先生”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