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91）

前面说了，1927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回上海以后，随即转入地下工作状态。

为适应当时严酷的形势，保卫党中央的安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就是周恩来。后来又成立了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

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不言而喻，首先是保卫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另外还包括情报工作，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特务。

这其中，我们了解最多的，自然是惩办叛徒特务，也就是所谓“行动工作”，这项工作，由“特三科”负责，负责人就是顾顺章，另外还有康生（那时他还叫赵容）等。

我们都知道，陈赓同志原来也做过秘密工作，不错，陈赓同志是“特二科”负责人，负责情报工作。

另外，还有负责总务、后勤的“特一科”，负责人中，就包括参与处决顾顺章家属的洪扬生。

还有负责交通、通讯的“特四科”，负责人是李强。

李强是中国无线电台的先驱，解放后又成为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人。改革开放后来被调到外贸口，美国“可口可乐”的生产线，就是李强同志主持引进的。

这其中，最出名的，自然就是顾顺章了。

顾顺章，生于1903年，上海宝山人。顾顺章本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一个工人，后加入青帮，以好勇斗狠而闻名，在身边的工人中享有很高威望，后当了工头。

1925年，顾顺章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后进入上海市总工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顾顺章任工人稽查队队长。

1927年，顾顺章在“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长期在上海与周恩来领导中共秘密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学习苏联的经验，主要在城市中开展工作，广大工人成为同盟军的主力，因此有一段时间特别强调工人的作用，提拔了一批工人出身的干部，而且是火箭式提拔，一下子就从基层干部成为中央领导，顾顺章就是这样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

更典型的还有向忠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居然在国外召开，足见其时国内的政治环境已经险恶到了何等地步！

经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向忠发，生于1880年，湖北汉川人。

1926年夏秋，向忠发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在“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到了“六大”，向忠发更一跃而成为党的主席。

仅用了两年时间，向忠发便完成了从党的一名基层领导干部到“一把手”的飞跃。

这时，向忠发已经快50岁了，在当时一派年轻人的政坛，也算是一个“另类”。

1926年，顾顺章和陈赓等人被派往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所谓“格别乌”学习特工技术。

也许是有这个天份吧，据说顾顺章在这方面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用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其前身为“中统”）资料室主任万亚刚在其《特务大师顾顺章》中的话说：

“顾顺章在苏俄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凭他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回来。文的方面：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都很精；武的方面：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可说是全能特务，够得上称为大师。在他以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因此，顾顺章很快就成为了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在大上海叱咤风云，从无失手。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召开，这就是著名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了。

说他著名，是因为在这次全会上开了一个特别不好的先例，即共产国际在苏共的影响下直接插手中国事务，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选举，使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工作。

王明，生于1904年，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米夫的得意门生，1929年回国。后王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红旗》报编辑，正是在此期间，王明写出了他那本著名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后来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这个名字更加著名。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是在王明的提议下召开的。

王明掌权以后，痛感自己以及他身边的“小圈子”回国时间太短、资历不够、根基太浅，于是提出了“系统地改造党”的方针，派出了大批“中央代表”到各地去“改造各级党的领导机关。

所谓“系统地改造党”是个什么含义呢？

据《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的规定：“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当地(当地党委)是错了的时候。所以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则在公开的领导政权的党中一般的都是由当地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两种组织绝不容混淆与合并起来。”

说白了，就是保证王明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党的各级、各层都能够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

前面说过，1931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 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由于当时周恩来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任军委书记，在周恩来未到任前，曾由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书记。

实际上，周恩来，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派到中共苏区的“中央代表”。

同样，张国焘则被派到了鄂豫皖苏区，扮演同样的角色。根据《中央关于鄂豫皖省委的决议》：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

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我是自愿去鄂豫皖的。当时鄂豫皖区还保有较多的立三路线的残余，负那个区域领导责任的曾钟圣(曾中生)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线的拥护者，我的同志们觉得我去那里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是游刃有余的。我自己也觉得我对那一带的情况较为熟悉，而且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在，我为之向往。”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即最初的决定，是周恩来去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则去中共苏区，后来大家一致认为鄂豫皖苏区更需要加强工作。而周恩来不能马上到位，还是由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为好，包括周恩来自己，也持这种态度。

所以后来有人说，幸亏是秉性相对比较恬淡的周恩来去了中共苏区。如果换成张国焘前去主党，与主政的毛泽东，以其二人同样的强势性格，再加上本来就互相不大看得顺眼，不知何以相处。

1931年4月1日，张国焘和陈昌浩离开上海，顾顺章将他们护送到武汉，并交给了鄂豫皖苏区派来接头的秘密交通员。

正是在武汉，顾顺章遇到了他的“天敌”——蔡孟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