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89）

赵世瑞第一时间将藏本英明送回首都丨警丨察厅，交给他的顶头上司陈焯。

跟我们大家一样，陈焯首先要问的，自然也是那句话：“你这几天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在赵世瑞他们找到藏本英明的时候，已经问过他一次了。当时他说自己想自杀，问他为什么要自杀，则不肯说。

此时，陈焯再问，藏本英明还是那句话，想自杀，至于其他的，则一律闭口不谈。

毕竟是高级外交官，他不肯说，总不能强迫他说，陈焯也没什么好办法。

还是赵世瑞有办法，他认识一个路透社记者，叫赵敏恒，足智多谋，有爱国心。

赵敏恒自称“青年会”代表，前去慰问藏本英明。藏本感动之下对赵讲了“心里话”，原来他认为自己在中国这么多年，一直受到排挤，升不上去，很郁闷。出事当天，国民政府外交部有宴会，可总领事须磨不但不让他去，反而让他到火车站去给公使有吉明看行李。藏本英明感到大受屈辱，了无生趣，遂萌生了厌世的念头。然而几番”试“死，都没死成，就在无可如何之间浑浑噩噩地过了几天，直到被寻获。

当天下午4点，藏本英明被交还给日方。

藏本英明失而复得，显然是把日本人弄了个“烧鸡大窝脖”，6月14 日，日本总领事须磨硬着头皮去拜访汪精卫，代表日本政府表示感谢。同时要求，为保全日方的颜面，中央社、中央电台及南京各报社等中方媒体，一律不得报道这一消息。对此，汪精卫经与蒋介石商量表示同意。

孰料，日本人回去就变了卦，声称“中国当局对于发现后疲劳的藏本氏，强制使其陈述，又不使我官员到场”，“身心俱缺乏平静，陈述亦不明了确实，故关于今后之措置，俟藏本之心身回复后，调查事情，再行考虑”。

幸亏赵世瑞当时留了一手——赵敏恒作为路透社记者，不受中日约定的限制，当即将他采访藏本英明的新闻稿直接发回伦敦路透社总社，顷刻间传遍全世界。

这一招把日本人给气坏了，据说当时日本外务省情报局长天羽英二在东京的记者招待会上，曾称赵敏恒“不是记者，而是中国的一个恶毒的宣传员。”

在表面上彬彬有礼的外交场合，这种言辞基本上等于是破口大骂了，当时在场的路透社远东分社总经理考克斯一听就急了，指责天羽英二梅辱记者，侮辱他的同事，两人差点就动手打起来。

藏本英明于6月20 日被遣送回国，后不知所终。就此，“藏本事件”以最有利于中国的形势结束。

以目前公开的资料考察所谓“藏本事件”，就只能说到这里了。其他深一层次的，比如藏本英明的“失踪”究竟有无幕后指使？藏本英明的自述有多少水分？日方借助“藏本事件”究竟意欲何为？大家想必会有自己的判断。

不管怎么样，“藏本事件”最终的戏剧性结局，最起码地，是解决了一场外交危机，解除了密布的战争阴云，甚或，使日方对中国的全面入侵，消弭了其一个最好的借口，这个评价，应该不算过分。

以功在国家，1935年，32岁的赵世瑞晋升为少将军衔。

这个升迁的速度是火箭式的。

——如果从赵世瑞1933年参加特务处工作算起，才用了一年多时间！如果从1925年，赵世瑞考入黄埔算起，仅仅过了十年，赵世瑞就从军校四期步科第二团第六连的一名学兵，一跃而为国民革命军少将！

整个特务处，在抗战开始以前就当上将官的，只有两位！

赵世瑞是第二位。

第一位是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因兼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处长，于1935年夏天晋升少将军衔。

至于他们那位戴老板，由于特务处并不属于军队系统，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基本上属于一个群众团体、“事业单位”，所以根本没有军衔。戴笠要当少将，还要等到三年以后，戴笠以军统局副局长的身份，领少将军衔。

再比比毛人凤，1934年加入特务处，任“浙警”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上尉军衔。1935年，还是以戴笠的提携，毛人凤才调到军委会武汉行营第三科第一股股长，弄了个少校，你看看跟赵世瑞能比么。

虽然官运亨通，但可惜天不永年，去台以后，赵世瑞因中风于1952年去世，仅活了49岁。

至于日本总领事馆的杂役袁露，在抗战开始以后，还有一番惊天动地的作为。以后再说。

按：“藏本事件”的真相被抖搂出来以后，知名人士杜重远先生曾抓住不久前发生在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叶木华被杀一案做对比，猛烈抨击国民政府的软弱无能，笔锋极为犀利，特附录于后。

叶木华与藏本英明

作者：杜重远

五月二十四日，中国留日学生叶木华君，在长崎市路过日华商业学校街前时，被该校学生渡边龙雄蹴球打中叶身，发生争执，渡边竟出短刀刺叶胸部致死。后来经我方领馆一再交涉，仅以长崎县长名义道歉了事。不到兼旬，日本驻京副领事藏本英明忽以失踪闻。于是日方电通社诬我有意谋杀，日舰数艘驶京示威，驻京日侨开大会议决，如藏本无着落，则以全体退出南京相要胁。我方则朝野震骇，手足无措，军警四出，大索数日。结果才知道这位藏本先生吃饱饭没事干，竟在紫金山捉迷藏。拿这眼前的两件事对比一下，记者因想叶君何不幸而投胎到中国来，更何不幸而留学到日本去。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惨杀其代价不过长崎县一纸空文，赠以“遗憾”二字。

另一方面藏本又何幸而投胎为日本人，更何幸而服官在中国，一时心血来潮，遨游市外，竟忙坏了几十万的军警，惊扰了几百万的居民。好在紫金山的狼虎有眼，未敢照顾这位尊客，一场风波，总算平安过去。否则尸身无着，事态扩大，说不定牵动了欧亚全局，重演世界大战。古人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平时我不知道二语作何解，现在就叶君和藏本两事，才得到实证了。

有人说，叶君不过是一个学生，藏本是一位外交官，两人的身分地位不同，何可相提并论。但是假定叶君是一个日本人，在上海给中国人打死，你想这事情会闹成怎样吗？那东京政府就非立即添派几只军舰，到中国各海口示威不可。这事情就马上化为重大的国际事件。反之如藏本是在日本的中国副领事，那么即使有了失踪的事情，中国断不能把责任诿卸到日本头上。日本丨警丨察即使帮同搜寻，也只是道义的关系，断不能小题大做。而且事后也许日本要向中国政府问罪，说是不应该派一个疯疯癫癫的外交官来日本呢。

现在这两件事总算了结了。叶木华算是白白送掉一条命。

藏本算是给中国军警找到，现在回日本去了。但单从这两件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是处在一个什么地位。本来政府是保护本国人民的，但是中国政府却是以保护外国人为其主要任务。叶木华事件，不必说，就是最近几年中，在上海，天津多少中国人遭日本有组织的绑架杀害（上海五洲药房经理项松茂君的遇难，即是一例），我们不曾见到中国政府向日本有什么要求。中国的外交官蔡公时，被日本军队杀死，后来到底有什么结果呢？也和叶木华一样地白死罢了。但是因了藏本事件，却把南京文武官吏，一个个闹得手忙脚乱，仿佛大祸临头一般。自然，我们是弱国人民，活该倒霉。但是从前清直到现在的媚外惧外的心理，难道竟不能改变一点吗？

原载《新生》1934年6月23日第1卷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