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84）

以军事进攻的调整为主，以杨永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夺命三招”为辅，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当然我党内部也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众所周知的，红军于1934年10月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开始转移。

15年以后的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也曾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原来是拾杨大才子之牙慧。

杨永泰随之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不是说“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么，所以“南昌行营”的7个厅被杨永泰简化成两个厅，第一厅是军事厅，以参谋长贺国光兼任厅长；第二厅政治厅，自然就以秘书长杨永泰兼任厅长了。所以当时的人们将第一厅称为“三分厅”、第二厅为“七分厅”。

这还不算，到发文的时候，杨永泰这个秘书长，排名居然排到了参谋长贺国光的前头，真是咄咄怪事！

贺国光是四川“陆军速成学堂”骑兵科出来的，跟刘湘、杨森、唐式遵、王瓒绪等等都是前后同学，1927年就当军长了。那个时候，杨永泰还在上海“韬光养晦”呢！

在杨永泰的撺掇下，蒋介石把山东、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10个省的用人和行政都划到了南昌行营，归他的“七分厅”管。

关键是大家数一数当时有多少个省——国民党有话语权的，其实就这十来个省，杨永泰等于是在以“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的身份在当行政院长！

这一下，那个行政院真是可有可无了。一时之间，杨永泰大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架势！

有句话叫做“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杨永泰蹿升的轨迹过于“火爆”，又不知道为人，所以大家把所有的坏事都搁在他头上，只要蒋介石整治了谁，大家不恨老蒋，却都把账记在杨永泰头上，认准了肯定是那个老小子出的坏主意！

杨永泰虽然名字叫做“永泰”，却好像不大懂得“持盈保泰”的道理，这与他一肚子的韬略似乎并不相称。

别忙！杨永泰有话说。

据说,某一次大家因为某事，又在骂杨永泰。他的秘书实在看不下去了，为了替他洗清冤屈，出示了蒋委员长的“手谕”，以证明某事跟“杨秘书长”没有关系，真的是“委员长”让办的。

杨永泰听说以后，居然很严肃地跟秘书谈了一次话，大意是：中国有没有我杨永泰，没有关系，但是没有委员长不行。我们当下属的，就是替长官分忧的，有功自居，有过推诿，那不是我的品格。谁要恨我就恨我好了，只要“领袖”的威望不受损伤就好。

有这样的幕僚长，老蒋夫复何求！

杨永泰不愧是读过线装书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道理，他悟得很透。

只不过，有的时候，蒋介石也保不了他手下的人，哪怕他是杨永泰。

因为，这里是官场。

1935年11月12至23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导致汪精卫遇刺的四届六中全会，实际上就是这次大会的预备会议），会后，蒋介石接替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原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群出任外交部长。

按：国民党“五全大会”在历史上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会上，蒋介石曾针对国际关系发表演讲，其中称：

“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绝不甘自逸。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以个人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深信此必为本党建国唯一之大方针也。”

这个讲话，明确提出了“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标志着国民党对日方针，已经由原来单纯的“忍”、“退”、“和”的“三字诀”前进了很大一步。

到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著名的“庐山讲话”，“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其主旨，明显与这次讲话是一脉相承的。

同时，借着汪精卫的遇刺，蒋顺顺当当地把汪兼任的行政院长给拿了回来。汪则出国养病。

汪这一去，再回来已经是1937年1月，本想借着“西安事变”抢班夺权的，结果刚走到路上，张、杨又把老蒋给放了，汪精卫闹个“竹篮打水一场空”，从此就在亲日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从革命志士沦为汉奸。

张群当了外交部长，杨永泰则接替张群，于1935年12月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杨永泰之去湖北，说法不一，有人说是被排挤出去的，有人说是他自己要求去的，还有的说法就是中国历史上，那些个“功高震主”的人所必然有的下场了，说蒋介石看他实在过于“火爆”，给个冷板凳让他坐。

几种说法，都有可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准“行政院长”到一个省的负责人，这中间肯定是一个向下的轨迹；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席军机大臣”到“湖北巡抚”，个中况味，虽然只有本人能够体味出来，但以旁人观之，最起码不是什么好事情，这是肯定的。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坏事情会来得这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