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83）

1930年11月，即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不到一个月，蒋介石从中原大战中腾出手来，开始对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并于当年12月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 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的鲁涤平被委任为南昌行营主任。

到1931年1月，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以蒋介石的失败而告终。在第一次“围剿”中，最大的新闻，莫过于“前头捉了张辉瓒”。

张辉瓒是湖南长沙人，据曾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的陶菊隐先生记载：当毛泽东见到张辉瓒时，还曾与他握手，并说“石侯先生,别数年矣,不期相值于此。”以此看来，二人还曾经有旧。

但即便如此，毛泽东也没有保住张辉瓒的一条命，1931年1月28日，张辉瓒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被砍了脑袋。

张辉瓒的被杀，引起了很不好的负面作用，蒋介石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宣传，把我党描述为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并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应该说，杀死俘虏，确有不当之处。但国民党也没好到哪里去，在此之前的1930年11月14日，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已经在长沙就义。

第二、第三次“围剿”，都是以何应钦为主指挥，两次均铩羽而归。

到1932年5月，蒋介石是有点急了，于是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开始第四次对我中央苏区进行“围剿”。这一次，红军遇到了一个“天敌”——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

继“军事化整为零；财政化零为整”之后，杨永泰又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高论，不要小看这8个字，这是杨永泰为蒋介石立的第二功——“剿共”。

杨永泰认为，以往失败的关键，是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简单地等同于其他军阀，而共产党所具有的高度政治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强大战斗力，是其他任何地方军阀所不具备的。

有鉴于此，杨永泰给蒋介石出了几个“绝招”。

首先是在湖北、河南、安徽等省原有的省和县两级政府之间，增加了“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这一级，其目的，就是加强社会面控制。

关于“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我们前面讲“韦孝孺”案的时候介绍过的，原来是杨永泰出的坏主意！

最初，这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完全是冲着我党来的，后来发觉行之有效，慢慢推广到其他地方。

严格来讲，所谓“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其实是“违法”的，因为实行这个“制度”并没有经过“立法院”的批准，就是杨永泰那么一说，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那么一公布，这事就办起来了。所以立法院拒绝承认，但立法院承认不承认没有用，战争年代，军人大过天，蒋介石说了要办，就是要办，而且能办成。

事实上，对这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有意见的，还不仅仅是立法院，行政院还不干呢！

因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并不听命于政府机构，而是直接对“军事委员会”负责，把行政院扔到了一边。

这性质可就变了，你立法院可以窝窝囊囊、可以装聋作哑，可我行政院不行啊，政府官员都不归我管，那还要我这个政府机构干什么用，你军委会全管了不得了么！

更生气的事还在后头呢，这个“行政督察专员”虽说不归行政院管，也不由行政院遴选，可任命却要由行政院来发文。也就是说——军委会给行政院拉名单，这几个人派到哪里哪里当“行政督察专员”，你给我下个文就行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不带这么气人的！

就这样，杨永泰这一个主意，把行政院和立法院都给得罪了。

第二招是“保甲制度”。

说起“保甲制度”，我们都很熟悉，历史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北宋王安石变法，其中就包括《保甲法》，到了民国，由于受西方以“个人”为社会组织单位的政治观念的影响，把这个制度给废掉了。

这次，杨永泰把老祖宗的这个“法宝”又捡了起来。

1932年8月，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颁布《剿匪区年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规定10户为甲，10甲为保，其中最关键的是：如有“为匪通匪纵匪情事者，联保各户，实行连坐。”，也就是说，一家出了共产党，或是跟共产党有关，其他几家，全都跟着吃“挂落”！

由于行之有效，1934年，国民党“中政会”第432次会议议决“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切实办理地方保甲”。

客观地说，“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和“保甲制度”虽然不复杂，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党的发展。

这是制度层面的，还有精神层面的。

1933年5月,蒋介石亲临南昌指挥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此时的杨永泰已经是南昌行营秘书长了，他给蒋介石又出了一个主意——在全国范围内搞一场“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简言之，就是“从国民的基本日常生活做起，务求达致一个全面的社会风气的革新”。

“新生活运动”后来曾发展到一个无所不包的程度，怎么评价它，我的层次还不够。个人感觉这个“新生活运动”似乎有点过于表面化，没有触及人民大众内心深处的东西。比较直观的，大家可以看看《围城》，督学到三闾大学视察那段，传达的就是“新生活运动”的一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