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74）

“长衫”是本案的第三个关系人，一经拘捕，即刻招供。不过他是个“打杂”的，并不了解多少内情，只知道张妻经常到这家酒店来。几天前，说她又要来，两天前就订好房间，至于张妻是干什么的，“长衫”并不知道。

再问“长衫”的上线，说是“五洲药房”某人。

接着抓——第四个。

“五洲药房”说了，自己是交通员，上线叫何圣明，但何圣明是干什么的、住哪里统统不知道。

再问。“五洲药房”又供出一个人来，说有一个拉黄包车的，大家都叫他“林大哥”，有时也交代他预订房间、买车票、船票等等。

特务们一听，马上联想到在火车站的那个车夫——第五个。

抓来一问，原来这个车夫并不是“林大哥”，但他知道“林大哥”的住处。

完了！一个人带出一串来——

特务们直扑林家。“林大哥”不在，其妻说：“老林去太古码头接客，回家时间说不好。”

特务给她一块钱，请她把“林大哥”找回，说是“南京来人，已送到老地方，请他去接一趟”。林妻心想这一块钱挣的可是忒容易了，高高兴兴地就去了。

这帮子特务是真够坏的，就这么“蒙”老实人！

女人叫了辆黄包车在前边走，一帮子特务在后面偷偷跟着，同时派人先到太古码头隐蔽。

到了码头，林妻走到一辆黄包车前，与车夫说话，想必这就是“林大哥”了。

先期到达的特务们已经了解清楚，有艘香港来的客轮，在广州、厦门停靠过，马上会靠岸。

船到，有三个客人走在旅客的最后面，“林大哥”迎上前去，其中一人说：“来了三个人，再叫两个车来”。也不讲价钱，拉车就跑，直到张妻最初入住的酒店。

特务们早已密布整个饭店，扮成茶房的特务引导三人到三楼。来人问，为什么上三楼? “茶房”说：这几天二楼没有房间。

三人来到三楼315房间坐下。当“茶房”再次去送开水时，一人正在打电话，“茶房”说电话坏了，请到办公室去打。

——自然，电话已被特务事先掐断。

三人似乎已察觉到有点不对头——其中一个人问：“今天是什么戏？票可以买到吗？”

这个显然是在对暗号——“茶房”不知怎样回答，只好说：“可以买到。”

对方一听马上关门动武，三人将“茶房”按在地上一通狠揍：“你是什么人？”

“茶房”也很硬：“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

对方厉声喝道：“不许喊。”随即用毛巾捂住“茶房”的嘴。

此时，守候在在门外的特务听到房内有异动，立即将门撞开，掏出手枪说：“不许动！”

此时，三人中的一人，慢慢退至窗口，跟着突然一窜，跳出窗外，摔在马路上，特务们追下去时，已经摔死了。

据被逮捕的另外两人供认：

他们在香港、广州、汕头、新加坡都有据点，上海、南京有工作组，摔死的就是上海组负责人。

南京组负责人叫华克之。南京的晨光通讯社，就是他们掩护工作的据点。

“林大哥”是他们的交通员。

至此，特务们大获全胜，在上海，一共逮捕了六个人——“长衫”、“五洲药房”、火车站的车夫、“林大哥”以及坐船来的两人。连同张妻，一同解回南京审讯。

闲话军统（75）

公平地说，从办案的角度看，上海的一路，已经够利索的了——从11月5日到上海，仅用了10天时间，到11月15日已经抓回了6个人。

然而南京这边更快，不待上海的一路回来，已经查出了指使者华克之！

南京的晨光通讯社，早在出事的当天，由于从孙凤鸣的身上搜出了一张“晨光通讯社”的记者证，已经被特务们搜查过了。

搜查由丨警丨察厅长陈焯、宪兵司令谷正伦亲自带队，前往陆家巷23号晨光通讯社搜查。可以想见，等特务们赶到，晨光通讯社早已人走屋空。只剩下几张办公桌椅和文具用品。另外有一大堆纸灰，而且烧了以后，还经过反复翻弄，十分老到。

在现场勘查中，有一只旧信封引起了特务们的注意。信是从江苏扬州江都寄来的，收信人叫华克之。

特务们分析，江都可能有晨光通讯社的人，于是在11月2日下午派人到江都，按发信地址找到一个“黄先生”。

特务们事先早已设计好，假装很熟稔地问：“南京的人回来了吗？”

“黄先生”也是个没有任何反侦察经验的人，一看对方单刀直入，心想肯定是自己人，直截了当地实话实说：“回来了，昨晚到的，今早去的东乡洪家，那儿可以暂住。”

特务们说，那我们说去“洪家”。“黄先生”说：我陪你们去。

到了“洪家”，见到两个人，神情紧张，一见有陌生人来就准备动武，可想而知他们不是训练有素的特务的对手，连同“黄先生”一同被逮捕。

据三人供认：晨光通讯社经费由王亚樵提供，负责人为华克之，华于11月1日上午已经离开南京。

至此，“中央党部刺汪”案已经破获，共逮捕有关者14人，刺客孙凤鸣已死。主谋王亚樵在逃、华克之不知去向。

经审讯，大体搞清了此案的来龙去脉。

王亚樵，生于1887年，安徽合肥磨店乡人（与李鸿章是一个乡的）。王亚樵参加过同盟会，曾在家乡起兵响应辛亥革命，事败后组织名为“安徽斧头帮”的帮会组织，逐渐成为职业杀手。

华克之，1902年生，本名张建良，江苏扬州人。早年加入国民党，南京金陵大学肄业，曾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

孙凤鸣，1905年生，江苏铜山县人，原十九路军六十一师中尉排长。“福建事变”平息后，蒋介石命令六十一师调南京整训，六十一师在未到达南京以前，师长中途不辞而别，抵京后，蒋介石下令改编，校级军官另调其他部队任用，尉级军官送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受训，士兵由教导总队接收，名为改编，实系吃掉。孙风鸣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了部队，并认识了华克之，后又加入了王亚樵的“安徽斧头帮”。

华克之、孙凤鸣的共同理想是刺杀蒋介石，于是，他们设想在南京建立一个通讯社，一方面掩护身份，另一方面，记者采访经常有接近高层人士的机会，可以就便下手。

关键是开办资金怎么解决，他们想到了王亚樵，适逢王亚樵也以铲除蒋介石为己任。于是王找到了曾发动“福建事变”事败的李济深和陈铭枢。李、陈一听极表赞成，于是资助5000元港币，托王亚樵转给华克之，作为活动经费。

有了经费，还要有人担保。按照当时的规定，申请成立通讯社须有“殷实铺保”、“连环铺保”即保上加保，同时再加上一位科长以上的在职官员作保，方能领到许可证。

华克之通过熟人，上下疏通，很顺利地办妥了通讯社的手续，批准的时间是1934年11月。登记表上注册社长胡云卿（华克之），总务主任兼编辑主任张玉华，采访部主任贺坡光，记者孙凤鸣。

按：晨光通讯社出了事，铺保自然也跑不了。结果一查，晨光通讯社的铺保是建康路一家照相器材商店，两个月前倒闭了，主人去向不明。

连环铺保是香港一家衬衫厂，据特务们在香港调查的结果，该厂在三个月前迁往广州，广州一查，根本就没这个地址。

只有保人倒了霉，不知道华克之他们怎么托到中央党部的一个科长做担保，供称是为友人所骗，当即被撤职查办。

晨光通讯社开办以后，几乎一年时间，华克之、孙凤鸣一直找不到合适机会下手，此时经费已堪堪用完。适逢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二人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遂决定不顾一切，由孙凤鸣做博浪一击。

当天的目标，本来是蒋介石，但蒋比较敏感，于是孙凤鸣临时决定刺杀抗日态度同样消极的汪精卫。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特务们从上海抓回的人当中，有一个叫王宝珍的，其真名叫崔正瑶，江苏仪征人，她就是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于1938年，在南京沦陷前夕被杀害。

在审讯的全部过程中，特务专门请陈璧君派人参加，以证明此案与蒋介石无关。

在本案的叙述中，大家可能会注意到，笔者始终用“特务们”指称所有参与“破案”的人员，而没有明确地说“特务处”。

这是因为，“中央党部刺汪”案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件非常有名的大事，流传下来的史料甚多，惟其如此，令人莫辩真假。尤其是各色人等的回忆，彼此矛盾、互相出入。按军统方面的记载，比如沈醉先生的回忆录，此案完全是特务处破的，跟其他三个组毫无关系，而教导总队的说法同样言之凿凿，各种细节跃然纸上，编是编不出来的。

这个，作为后人的笔者无法分辨，只好以“特务们”概言之，好在这并不重要。

“中央党部刺汪”案的另外两名“主谋”，华克之后来投身革命，成为著名的传奇人物。解放后，华克之同志曾任中调部副部长，1998年逝世，享年96岁。

抓不到华克之，戴笠的手指向了王亚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