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72）

与汪精卫同时被送到医院的还有刺客，当时，卫兵们从他身上搜出一张“晨光通讯社”的记者证，姓名是孙凤鸣。另外，只搜出一颗用于自杀的鸦片烟泡和六角钱，可见刺客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做这件事的。

汪精卫被刺，日子难过的却是蒋介石。

用陈公博的话说，大家都怀疑这件事是蒋先生的特务队干的。

“蒋先生的特务队”是蔑称，指的就是戴笠的特务处。

想想也正常，谁都知道“蒋先生”和“汪先生”不对付，汪先生遇刺，那不是蒋先生干的还有谁？别人谁有这么大胆子?

再说了，照相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出席，显然是事先就知道有事要发生，再明显不过了。

其实，这件事真是冤枉了“蒋先生”。试问，蒋介石要刺杀汪精卫，在哪儿不行，非得在中央党部？什么时候不行，非得在中央全会开会的现场？蒋介石怎么会干这种蠢事？

无奈这种事无法辩白，说了别人也不会相信，蒋介石“哑巴吃黄连”，背了个天字第一号的巨型黑锅。

要想撇清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破案。

据说当时蒋介石就把戴笠叫来痛骂了一顿：“人家都打到中央党部来啦！每月几十万元法币给你们，就为酿出这等祸事吗？”

当天，一向冷静、讲究风度的蒋介石，居然用冷水冲头，可见“搓火”到了极点。

确实，一个国民党的“中常会”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不要说还是国府的“行政院长”），居然在自己家里被人行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是一个笑话。

既然是“笑话”，就有人在等着看结果。

有的记者去采访国府主席林森，林说：“外边的事，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是替蒋先生掌印把子。”

还有记者去问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吴“顾左右而言他”，说：“我是无锡人，无锡有108个烟囱，全国都像无锡，做到实业救国就好了。”

当然了，也有一些人颇为关心——都是些吃特务饭的。

宪兵司令谷正伦找到桂永清商议，怀疑是康泽他们干的。

陈立夫也在自己的内部进行追查，他手下不是也有个特务机构么——叫“中央党部调查科”的。

当天下午，蒋介石召集相关人员开会——都是形形色色的特务——有陈立夫、有宪兵司令谷正伦、有教导总队长桂永清、有黄埔同学会刘健群，还有复兴社的贺衷寒、康泽、邓文仪等等。

蒋介石大发脾气，又提起他今天从陵园到中央党部路上遇着记者出租车的事说了一遍，指责宪警工作失误，要求抽调得力人员参与侦破，经费由军政部拨用，限一星期查出头绪，一个月内破案，否则，今天到会的人全部撤职查办。总之，不惜人力物力，必须早日破案，“以正视听”。

蒋介石还要求，每天要派人去中央医院探望汪精卫伤情，并向他汇报情况——其实，探病是一方面，关键是看看都是些什么人在往医院跑、谈些什么、是不是又在往我身上“泼污水”！

确实，汪精卫一出事，中央医院立马变成了“临时中央党部兼行政院”。汪精卫不是一般领导，出了事，大家都得拎着东西去看。不要说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士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往医院跑，有的是探病的、有的是看情况的，陈璧君安排人接待，忙得不亦乐乎。

蒋介石特地请各派系首脑代表他前去看望汪精卫，同时侧面向陈璧君解释：“这事真不是蒋先生派人干的，保证限期破案。”云云，并请陈壁君派人参加侦破，以示坦白。

次日，汪案特别侦查处成立，下设4个组：

第一组是戴笠的特务处；

第二组由教导总队桂永清负责，以教导总队中的复兴社基层骨干为主；

第三组由宪兵司令部谷正伦负责，由宪兵、中央军校中的复兴社基层干部组成；

第四组由中央党部负责。

在特务处召开的汪案特别侦查处成立大会上，与会者对案情进行了分析。军校八期毕业生吴幼元，当时在教导总队任职，参与了侦破。据他回忆：大家分析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情况：

“国内方面：

共产党：经过长期作战，伤亡惨重，只求整补自安，不会寻找麻烦，也不会采用刺杀个人手段。

民主党派：没有这样大的魄力和胆识出此下策。

国民党内部：胡汉民的两广集团，目前政治、经济都很困难，不会向中央挑衅。

地方势力：如山东韩复榘，也只是与日本人暗中勾结，已派部队进行监视，不可能刺汪。如云南龙云、四川刘湘、贵州王家烈，以及西北地方实力派，虽对中央怀有二心，但与汪无宿怨。

国际方面：

意大利帮我建设空军，但又与日本互通情报，出于某种动机，刺汪或有可能。

德国情况和意大利一样，一面助我训练新军，一面又偏袒日本，曾卖军火给西北地方实力派，反说中国人不争气，有可能参预刺汪案。

俄国人(当时对苏联通称)是第三国际总部，企图中国赤化，经常在边界挑衅，阻碍中国统一，但不会采取暗杀手段。

日本，侵占我东北四省后，网罗汉奸，进行颠覆活动，是最大的敌人，很可能收买亡命之徒，进行暗杀、破坏活动。”

但以上说的都是可能，没有任何证据，目前，唯一线索应从孙凤鸣和晨光通讯社入手。

问题是——孙凤鸣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