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69）

随着四散奔逃的人群，陈恭澍迅速离开现场，同时，他看到兰子春、王文等人或骑车、或步行，很快消失在人群中。

绕了几个路口，陈恭澍从西头进入煤渣胡同，安然的回到了北平站，见到了毛万里。毛很高兴的对陈恭澍说，听到枪声了，想必是“恭澍兄”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陈说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得赶快了解。

毛说这你就别管了，休息一下，我去找人打探。

这一下午陈恭澍如何睡得着！好不容易到了傍晚，毛万里回来了，带回来的消息令陈恭澍非常沮丧——王克敏仅左臂受伤，同车的日本浪人山本荣治则当场毙命。

第二天，报纸上刊出消息，除山本荣治以外，另有13人在战斗中受伤，但没说具体是哪一方面的人。

陈恭澍不知道的是，就在出事的当天下午，为了“安定人心”，王克敏带伤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以表示自己“安然无恙”，“政权”仍处于稳定中。

陈恭澍是职业特务，比毛万里要敏感得多，深知从今天开始，马上就是一场全城的大搜捕。

因此，他从毛万里家出来，临走前告诉毛，自己要出去一趟，今晚不回来了，不要为他担心。

多亏了王天木大哥当年的教诲，让陈恭澍结识了一大批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等，陈跑到他熟悉的八大胡同，以“大款”的身份，忍了两天两宿。

到了第三天，陈恭澍与毛万里通了一个电话，毛一听是他，马上说你快回来吧，有急事。

一见面，毛万里就说幸亏你那天走了，当天晚上日本鬼子就来了，你没有报临时户口，一旦查出来不得了。

另外，天津站有一封电报给陈恭澍，陈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当天参加行动的突击队员，只回去了5个——第一组组长兰子春和组员徐自富失踪！

同时，戴笠从南京来电，除对陈恭澍等人的“忠勇除奸”表示嘉勉外，令陈速回天津，另有要事。

行前，陈恭澍再次约见了张作兴和齐庆斌二人，来的却只有齐庆斌一个人，带来了 一个令陈恭澍万分焦急的消息——武老在大搜捕中被抓，现下落不明，为避免连累，张作兴已经连夜逃往天津。

至于卞队长，由于武老的线索中断，已经无法兑现当时的承诺了。

1938年4月1日，陈恭澍返回天津，依然没有得到兰子春和徐自富的消息。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通过各种渠道，陈恭澍方才得知，兰子春和徐自富已经牺牲了。

——当天的枪战中，兰子春受了轻伤，但他在高度精神紧张中并没有感到，一路骑着自行车回到客栈才发现受伤，于是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不虞有他。一会儿。同组的另外两人先后归来，其中一人说要去串个亲戚，因此逃过一场大难。

当晚，日本宪兵循着血迹追踪而来，逮捕了兰子春和另一名组员徐自富。在审讯中，二人均坚贞不屈，未几，在北平英勇就义。

至于武老，陈恭澍很多年以后才得知，其夫妇二人被逮捕以后，均受尽酷刑，但坚不吐实，几个月后被放了出来，武老已经被折磨得“不复人形”，不久即含恨去世，其年轻的妻子则不知所终。

“王克敏”案到此为止。虽然多有损失，但平心而论，在危机四伏的敌后，陈恭澍等不顾个人安危，以拼死一搏的勇气，狙击汉奸，不失为豪杰之举。

此战过后，陈恭澍“辣手书生”的名号不胫而走，好比逍遥津大战之后的张辽，华北群奸，“闻其大名，小儿不敢夜啼”。

7年之后的1945年12月5日，时任军统局北平站督察的齐庆斌亲自拘押了王克敏，为自己的铁哥们陈恭澍出了一口恶气，同时被逮捕的还有殷汝耕等汉奸共14人。

1945年12月 25日，王克敏因鸦片烟瘾发作死在狱中，这样一个恶名昭彰的人物，居然被他逃脱了“显戮”，实在是不公平。

陈恭澍的故事，暂时只能写到这里，因为再往下已经进入全面抗战时期，而特务处也在1938年改建为军统局，但此前的许多事情还没有讲，如果顺着陈恭澍的事情一路讲下去，等再回头说其他事情的时候，读起来难免会有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

因此，为了叙事上的条理性，陈恭澍的故事暂且打住。

但在这里，必须对一个人的结局做出交代。

这个人就是王文。

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陈恭澍出长平、津两站期间，共主持了“张敬尧”案、“吉鸿昌”案、“石友三”案、“殷汝耕”案、“王克敏”案等5起行动案件，除“张敬尧”案以外，王文深度参与了其后的四个，如果不限于“四小杀手”的话，王文也无愧于“杀手”的称号。

王文，原名王文翰，天津宝坻人，1909年生，1934年加入特务处北平站，系天津站 “情报组”组长吕一民的表弟。后王文任天津站行动组组长、“滦榆游击司令部”直属大队长。

前面说过，王文的家，是宝坻的一个富户，因此，当“滦榆游击司令部”成立时，便将本部设在了其家中。后来日本鬼子攻下宝坻后，将王文家的老屋一把火烧成了白地。

抗战开始以后，王文继续在敌后开展特工活动，1939年9月，王文在北平被捕，同年就义，年仅30岁。

王文的弟弟王文璧，则于狙击王克敏之后不久的1938年8月，在宝坻对日作战中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