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60）

张庆余率部行至北平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时，突然遭到日军截击，抢走了殷汝耕，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武官今井武夫派北平丨警丨察局局长潘毓桂打开城门，将其藏在张敬尧毕命于斯的“六国饭店”内保护起来。

张庆余部猝然遇敌，损失近半，冀东保安一大队副大队长沈恩波在战斗牺牲。只得向保定方向撤离，行至中途，又被盗墓贼孙殿英部截击缴械，4000余官兵徒手步行到保定集合时，才与特务处保定组联系上。

相比之下，殿后的保安二大队张砚田部反而损失不大。

事后，张庆余、张砚田二人特被蒋介石召赴南京会见，并任命张庆余为新军督练处处长、张砚田为新编第2师师长，两人均官升一级，成了将级军官。

后来，张庆余又升为第九十一军副军长、国民党军委会中将参议等。

张砚田部后改番号为118师，划归第一战区第68军军长刘汝明部。由于张砚田部长期在华北地区作战，抗战开始以后，戴笠向张砚田要来了一批下级军官送到军统临澧特训班学习，毕业后派回北平潜伏。其中一个叫麻景贺的，就是后来以第三名的排位进入台湾“戴公祠”“陪祀”的麻克敌。第一名则是曾澈。

再说汉奸殷汝耕，总算撞天之幸，拣回一条命，也是吓得三魂出窍、七魄升天。

麻烦事还在后头等着他呢！首先是细木繁的太太就不干，说殷汝耕与冀东保安队串通一气，否则怎么会不杀他？结果被日本人关进了监狱。

殷汝耕出狱以后，不思悔改，又在汪伪政府中担任多项伪职。

至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本人令殷汝耕“自行辞职”，“政务长”一职改由池宗墨接替，“治所”则由通县迁往唐山。

1937年12月14日，日本鬼子在华北扶植了又一个傀儡政权，即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次年2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并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抗战胜利后，殷汝耕、池宗墨均于1945年12月5日被逮捕，羁押在北平炮局胡同陆军监狱。殷汝耕自忖必死，在狱中手抄《金刚经》留给亲属（殷汝耕的字写得很好，够书法家级别的，当字帖用一点问题没有），但皈依佛门改变不了他的命运。

1946年6月26日，殷汝耕被送至南京，关押在老虎桥监狱。1946年7月31日，南京高等法院做出判决：“殷汝耕连续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外，没收。”

对此，殷汝耕表示不服，数次申请复判，写了数万字的《自白书》，罗列自己“协助抗战”的“功绩”，但均被驳回。延至1947年12月1日，殷汝耕被执行枪决。

据当时报载：殷汝耕在走向刑场的路上还在大声呼喊：“本人并非叛国，我的心还是向着国家的。”“执行人以小手枪对准殷脑后，弹从左额出，一枪未断气，再从鼻梁补上一枪，终毙命。”

虽然多活了几年，殷汝耕终究没有逃脱“显戮”。

至于接替殷汝耕当了8个月“政务长”的池宗墨，经审判，同样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死刑，在北平执行枪决。

闲话军统（61）

3.5 王克敏案

前文说了，北平沦陷之后几个月，1937年12月14日，日本鬼子在华北扶植了又一个傀儡政权，即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个名字起得极为可气，因为他与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布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名字完全一样！

后世史家为了避免叙事上的混淆，往往加一个定语，称中山先生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对王克敏成立的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则称其为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王克敏，生于1879年，浙江杭州人，字叔鲁。

王克敏是前清举人，曾任职清政府驻日使馆，回国后任职于外交部。

王克敏是一个财政官僚，段祺瑞执政期间曾出任中国银行总裁，并且三度出任财政部长。北伐成功后，蒋介石曾通缉王克敏。

在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中，王克敏曾担任委员，还曾在东北政务委员会、北平政务委员会等任职。

看王克敏的照片，其外貌令人望而生厌，毫无政治家的风范，骨瘦如柴不说，整天佝偻着身体，像个晒干的虾皮。由于两眼畏光，王克敏终日戴着个黑眼睛，人称“王瞎子”。

实际上，这是老了以后，看王克敏年轻时的照片，还是比较周正的。

1937年7月，平、津两地相继陷落，各种各样的失意政客们仿佛一下找到了主心骨，争先恐后地跳了出来。有时候看那段历史，真奇怪素以讲求气节闻名的中国，哪来的那么多汉奸。

在日寇占领北京之前，涉及到管理北平的全部行政、军政职务，均由29军的几位高级军官兼任。他们一旦撤离，北平就等于没有政府了，换句话说，没人管了，所以不能全走，总得留几个人。因此，1937年7月28日，宋哲元率部撤离北平之前，将他自己担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和秦德纯担任的北平市市长等职务，全部交给张自忠“代理”。

但张自忠只“代理”了10天。7月29日，日寇进城，张自忠勉强周旋了几天就干不下去了，只能于8月7日黯然离去。

8月8日，日军接管北平防务。

就因为干了这10天，张自忠还背上了一个“汉奸”的名声，舆论都称其为“华北头号汉奸”，报纸上的标题称其为“自以为忠”。

实际上，宋哲元走的时候，对于究竟留下张自忠还是秦德纯，曾有过争论，因为谁都知道留下的结果是费力不讨好，而且肯定背上“汉奸”的骂名。

最后的结果是张自忠留下了。这个时候真的不能责怪谁，总得有人留下——走的，是为了保留抗日的火种；留下的，是为了与日寇周旋，尽可能保全百姓。好比公孙杵臼与程婴，一为其易、一为其艰。

1939年，张自忠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曾说：“华北沦陷，我以负罪之身，转战各地，每战必身先士卒，但求以死报国。西北军出了个韩复榘，我张自忠决不是韩复榘，他日流血沙场，马革裹尸，你们始知我取字‘荩忱’之意。”

到后来，张自忠以一种近乎“自杀”的方式选择与日军决一死战，其内心深处，未尝没有以死来洗脱“汉奸”罪名之意。

7月29日，日寇进城，当天就成立了“北平市地方治安维持会”，搬出了老政客江朝宗担任“会长”。

江朝宗，1861年生，安徽省旌德县人，北洋系的重要人物。

在历史上，江朝宗以“一分钟总理”而闻名，实际上没有这么惨。1917年， "辫帅"张勋入京，“调停”黎元洪总统府与段祺瑞国务院发生的“府院之争”，当时连内阁成员都不是的步军统领江朝宗趁机于1917年6月12日当上了代理国务总理，在大家的强烈反对下于6月24日卸任，一共当了12天。

“北平市地方维持会”的成立虽然是在7月29日，但江朝宗一直躲在家里，没敢“就职”。一直到8月8日日军接管北平防务之后才敢露面。8月19日，江朝宗又当上了伪北平市市长。

相比之下，天津的高凌蔚可就比江朝宗“痛快”多了。1937年7月31日，天津沦陷的第二天， 高凌蔚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成立了“天津市治安维持会”。给人的感觉，好象他盼望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高凌蔚也曾代理过国务总理，不过他比江朝宗干的时间可长多了，从1923年10月12日到1924年1月12日，整三个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