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53）

“殷汝耕案”延续的时间很长，涉及的特务处外勤单位也很多。总其事的，是北平站。

按说，行动工作这么重要的事情，应由站长李果湛负责，但因李从南昌行营调查科转过来不久，对行动工作、对环境都不熟悉，因此将此项工作委托给了他的搭档、北平站书记毛万里。

前面说了，“书记”只是一个幕僚长，相当于主任秘书，虽然是“二把手”，但一般来讲，是不管业务工作的。这个分工，不仅是能力的问题，还有权力之争，试问，你书记全管了，还要我这个站长干什么？

但北平站和天津站的这两个“书记”特殊，都直接管业务。

为什么，那就是人际关系上的事了。

先说天津站的书记曾澈。曾澈是陈恭澍离职以后才调过来的，原本并不认识，但他特别佩服陈恭澍，因此与陈的关系相处得极为融洽，平常总是“二哥长”、“二哥短”（陈恭澍在家里排行老二）；另外，曾澈的能力也很强，曾在天津站的下边组织了一个特务处的外围组织“抗日杀奸团”(也叫“抗日锄奸团”，简称“抗团”)，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因此陈恭澍把工作交给他，既不虞大权旁落，同时也很放心。

再说毛万里，乖乖那就更不得了，戴老板的秘书——谁敢惹！还不要说他还有一个替戴老板看家的亲哥哥毛人凤！李果湛没事招他干什么，弄个你好我好大家好就得了。

另外，毛万里介入“殷汝耕案”，有一个别人不具备的先决条件——毛万里跟陈恭澍是铁哥们。

1932年，陈恭澍刚到北平当站长的时候，戴笠曾到北方视察过一次，当时随侍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跟了戴笠一辈子、最后帮戴笠收尸的副官贾金南；另一个就是机要秘书毛万里。

也奇了，可能这就叫投缘吧——素不相识的毛万里、陈恭澍两人居然一见如故，没事就在一旁嘀嘀咕咕，一直到送戴笠上火车，陈恭澍把戴笠撂在一边，反倒是跟毛万里好象有说不完的话。戴笠注意到这一点，也很高兴，于是特别叮嘱二人，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等等。

因此，戴笠把毛万里派到北平来，焉知不是因为他有这么个专搞行动的铁哥们在天津？

当办理“吉鸿昌案”和“石友三案”的时候，由于天津站没有行动组，因此，由当时的北平站站长陈恭澍综理两案。到了办理“殷汝耕案”，由于白世维、王文等都被陈恭澍弄到了天津，北平站一下又没人了，因此，毛万里以私人的名义，邀请陈恭澍到北平协理此案。

于公于私，陈恭澍都必须得帮这个忙。于是，陈将工作交代给曾澈，带着王文——杀奔北平。

由于陈恭澍已经脱离工作一年多，种种情况都不甚明了，因此，最清楚“殷汝耕案”的，反倒是初来乍到的毛万里。

毛万里介绍说，从1933年11月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到现在已经三年了，之所以“殷汝耕案”进展这么慢，主要是北平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敏感，日本人渗透得非常厉害，情况异常复杂。另外，不管“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是不是一个合法的政府，他总归是一个组织，也就是说，殷汝耕作为 这个组织的首脑，有着严密的护卫，轻易下不去手，这一点，与吉鸿昌、石友三两案的情况，有着根本的区别。

因此，根据戴笠的安排，“殷汝耕案”分为两条线在做工作：一是通过特务处河南站的一条线索，在设法争取“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所属的伪军冀东保安一大队队长张庆余，如果张能联合其他几个大队一同反正，对“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来说，不啻为釜底抽薪，到时候要整治殷汝耕这个老小子，岂不是手到擒来？

但这项工作比较复杂，急切不得。因此，还是要设法接近殷汝耕，以便直接下手“制裁”。于是，戴笠另外派来了一个神秘的尚小姐，交给毛万里运用，并告诉毛，一切事情由尚小姐自行决定，北平站只需要进行必要的配合即可。

闲话军统（54）

毛万里对陈恭澍说：尚小姐非常神秘，不知道是什么来路，只是听戴老板讲，殷汝耕与尚小姐有师生之谊，不知道是哪一门子的师生。另外，这位尚小姐气质非凡，一看就不是一般人。

对行动工作，毛万里是一窍不通的，因此要求陈恭澍，最好与这位尚小姐见一面，再决定今后的行止。

按：秘密工作讲究的就是一个保密，即便是自己的“同志”。如果与本案无关，也是不得与闻的，毛万里把戴笠交给他单线联系的联络人介绍给陈恭澍，严重违反了秘密工作的原则，如果换了别人，是绝对不会也不敢这么做的。

但毛万里不怕，一是他自己和陈恭澍两个人，与戴笠的关系都不一般；二是毛万里心里有个小算盘，认为戴老板之所以让他这个外行来搞行动，明摆着就是要他借重陈恭澍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俩人之间的友谊，已经超越了特务工作的任何纪律，彼此之间有这个信任，相信对方能为自己豁出命去。换做陈恭澍，也照样如此。

后来陈恭澍倒霉的时候，毛万里居然用潜伏的秘密电台给陈恭澍办私事！抛开政治立场不谈，人这一辈子，能交这么一、两个朋友，也算值了。

陈恭澍当然没有意见，他需要判断一下尚小姐的情况，才能做出决定。

于是两个人一起去见尚小姐，到了饭店，毛万里让陈恭澍在楼下等一等，他先去跟尚小姐打个招呼。

等了老半天，毛万里才下来，挺不好意思的，说咱们先走吧。路上再说。

不用他说，陈恭澍已经明了，必是尚小姐不同意见面。

果不其然，当时毛万里一说情况，尚小姐认为没有必要多见一个人——你毛万里不讲原则是你的事；我要讲，这既是对工作负责，也是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对此，陈恭澍不以为意——人家做得本来就是对的嘛。但是与尚小姐互相配合的算盘，自然就不必再打了。于是，他带着王文，到通县做了一次实地考察。

考察过后，王文与陈恭澍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在吉鸿昌、石友三两案中，王文接连受挫，不但自己坐牢，还连累了上级，对此，陈恭澍当然不会去抱怨他，但王自己窝了一肚子的火，早就想大干他一场，好好出一出这口鸟气。

于是，王文一回来就制订了一个“拔据点”式的强攻计划，最吸引人的，是这个计划惠而不费——只需要陈恭澍掏钱买几辆“二手”自行车。

陈恭澍很欣赏王文的工作热情，但有了上次的教训，当然不会再任由他胡来。为了不影响王文的积极性，陈恭澍给他提了几个问题，王登时瞠目不知所以，陈随即鼓励他不要着急，慢慢来，机会总是有的。

看来陈恭澍这五个月禁闭还是没有白蹲，思虑已经非常缜密，也学会了怎样当长官，不要忘记此时的陈恭澍也只有29岁而已！

机会还真就来了，戴笠一纸电报——给陈恭澍介绍了一个好朋友，并明确告诉陈恭澍，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他商量。

天知道，戴笠有多少“好朋友”！

戴笠好交朋友，而且他的“好朋友”们极有特点：

一是层出不穷，三山五岳的好汉、业界的菁英，什么人都有，每到关键时刻或是军统的某项工作遇到什么难事，戴笠准能弄过一个“好朋友”来；

二是神通广大，不论什么事，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弄过来准能派上用场；

三是仗义疏财，只管帮忙、不计报酬，从来没人会问，我为什么要干这些事，你给我多少钱？

四是古道热肠，这些人都不是军统分子，换句话说，并非戴笠的下级，有些甚至连国家公职人员都不是。但奇就奇在这些人一个个好象都是甘为军统“两肋插刀”的那种劲头，卖力、搭钱不算、连这条命都可以交给你们！

也是戴笠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