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50）

戴笠做事，往往出人意表。不几天，连谋真的到北平，按约定的暗号找到了陈恭澍，说戴老板派我接你回南京。

在忐忑不安中，陈恭澍见到了戴笠。

此刻，我估计他害怕倒不一定有多害怕，不过恐怕真是有一种“愧对江东父老”的感觉。

没有预料中的大发雷霆，戴笠只是很平静地说，“团体”有“团体”的纪律，不处分你是不行的。你去找刘乙光报到吧。

这么大的事，这就完了？估计陈恭澍肯定悔得想抽自己大嘴巴。

出了门，迎面遇见的，正是“洪公祠”的同学刘乙光。

毕业三年多了，各忙各的，刘乙光现在已经是特务处本部的特务队长了，主要职司，除了警卫值勤外，还有一项就是负责监管犯了纪律的“同志”，也就是看守“甲”地和“乙”地。

老同学在这样一个场合下重逢，彼此都是百感交集。很显然地，谁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事实上也无须多说什么。

刘乙光陪着陈恭澍来到一个叫“羊皮巷”的地方，陈恭澍知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乙”地了，站在门口迎接他的，居然是侯子川！

侯子川是陈恭澍刚到北平时，发展的第一个情报员，后因暴露，陈推荐他到南京特务处本部工作，如今，侯子川已经是“乙”地的看守长了。

侯子川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见到老上司，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刘乙光告诉侯子川，要尽可能地关照“恭澍兄”。实际上何待他言，侯子川早就给陈恭澍安排好了一个单间，并跑前跑后地帮他照料一切。

实际上，陈恭澍是搞惯了行动的人，最怕寂寞，还不如多安排几个人聊聊天，像这样一个人住单间，反而如坐苦刑。

正在闲得无聊至极，当班的看守进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小伙子，把一包东西放在桌上，冲陈恭澍笑笑，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陈恭澍挺纳闷，打开一看，是茶叶、糕点等食物，还有一个条子——“旧属陈国瑞恭送”。

居然是陈国瑞！当年，这个楞小伙一脚踹开吉鸿昌的房门，也踹开了自己加入“团体”的大门。事后，陈恭澍保送他到南京学习，如今就在刘乙光手下当看守。

当年的熟人怎么全跑到南京当看守来了！

陈恭澍虽然微感尴尬，但在禁闭中的日子可是过得着实滋润，一有机会，侯子川就把他请到办公室，摆酒款待他，并告诉陈恭澍一个他最想知道的消息——陈恭澍的太太，已经被接到南京，就安排在“甲”地暂住。

陈恭澍问侯子川能不能给太太送个信儿，让他放心，侯子川说这事好办，你找陈国瑞就行了。

就这样，陈恭澍在“呼风唤雨”中度过了自己关禁闭的日子。

按特务处的惯例，关禁闭是没有期限的，戴笠不说，别人自然也不敢问，换句话说，从理论上讲，有可能关你一辈子。在特务处，没有国法可言，戴老板就是天！

当然了，也有可能很快就放了你，全凭戴老板一句话。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陈恭澍结束了自己的禁闭，此时已是1936年夏天。

代表戴笠与陈恭澍谈话的，是特务处书记长张毅夫。

闲话军统（51）

张毅夫，更多的人习惯叫他做张严佛。湖南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调查科副科长，转入特务处后任特务处书记长。

在这里必须要专门介绍一下南昌行营调查科。

南昌行营调查科是早期国民党中央特务系统的三大派别之一，另两个派别即CC系把持的中央党部调查科和戴笠任处长的复兴社特务处。

南昌，在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其原因，大家都清楚了，是出于与我党作战的需要，南昌成为了军事要冲。

1928年10月，蒋介石结束了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的“中原大战”，便亲临南昌策划指挥“围剿”工农红军。并在这里成立了“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地点就在南昌名闻遐迩的风景区“百花洲”。

第一任南昌行营主任是鲁涤平。他指挥了第一次“围剿”。其结果，大家都清楚——“前头捉了张辉瓒”。

第二任南昌行营主任是何应钦。他以“步步为营”的战略战术开展第二次“围剿”。其结果，大家也很清楚——“为营步步嗟何及”。

南昌行营调查科就是在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期间成立的，时间是在1931年3月，晚于中央党部调查科，但比特务处的成立早一年。

南昌行营调查科的任务，自不待言是搜集情报。第一任科长是何应钦的亲信郑仲坚，但他只干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1931年6月26日, 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党政委员会”，蒋介石兼任委员长，并由蒋的侍从参谋邓文仪接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

邓文仪，湖南醴陵人。军校第一期第一队，这个队也出了不少人，复兴社的“十三太保”，光这个队就占了仨，除了邓文仪之外，还有贺衷寒与曾扩情，另外还有宋希濂、罗奇。我们这边的，有徐向前元帅（当年他还叫徐象谦）、还有“黄埔骄子”蒋先云。

邓文仪也是个少年得志的人，1906出生的他却是军校一期生，比六期的戴笠小十来岁，闹不好是一期生中最小的。

邓文仪曾参加过东征，但没有参加过北伐，因为他早在1925年10月就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邓小平同志的同学。1927年3月，邓文仪在“4.12”之前回国，1928年起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并积极参与了复兴社的组织与成立。

1931年3月，年仅25岁的邓文仪主持南昌行营的情报工作，副手就是张毅夫。

1934年6月，南昌机场着了一把大火，烧毁了10多架空军刚从意大利买的新式轰炸机，显然地，调查此事的责任肯定会落到邓文仪身上。

邓文仪很快查清了事实真相，但因涉及国民党高层和派系斗争的缘故，令邓文仪感到非常难办，许久不能把调查结果上报给蒋介石，拖了一两个月都没有回音。蒋介石极为愤怒，因此事影响很大，老蒋也受到多方的责难。结果蒋暴怒之下，不但免去邓文仪“本兼各职”（居然有14个之多），连南昌行营调查科这个单位都给弄了个“销号”处理——取消编制，除邓文仪外，全部人员并入特务处。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调查科”，与现在的“二人科”、“三人处”相比，戴笠的特务处有近700人，已经够惊人的了。那么你知道南昌行营调查科有多少人？

你想都想不出来！好家伙，这个科居然有1700多人！

所以这次的合并，戴笠是以小吃大，因此戴处理得极为慎重，为表示尊重，特地派军校三期的学长柯建安代表他去办理接收手续。当张严佛率南昌行营调查科的100 多名中层以上干部到南京特务处报到的当天，戴笠组织全体人员到大门外列队欢迎，并发表讲话，表示今后一定会一碗水端平，让大家不要有畛域之分，大家和衷共济，为“党国”效力。

南昌行营调查科的并入，对于特务处来讲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一方面减少了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一大批才俊之士进入戴笠“毂”中，如张毅夫、王新衡；更重要的，其中有大批的原共产党员，象前面提到的“训练专家”谢力公，就是这次转入特务处的，戴笠最头痛的反共工作，从此也扎下了根基，可以与中央党部调查科叫板了。

另外还有许多知名人士，在转过来之前被陈诚挖走，把戴笠气得要死，提起来就在背后痛骂。

一下增加了100多号人办公，原来的鸡鹅巷53号肯定是不敷使用了，于是迁到洪公祠1 号，这是一套很大的花园平房，原为张学良的私产，后来张送给戴笠的。1937年11月24日，特务处迁往长沙，洪公祠1 号交南京区区长钱新民保管。同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洪公祠1 号被夷为平地。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还都”南京。军统在原地盖了一座大楼，承包商就是著名的上海“陆根记”，即后来保密局的办公楼。

再说邓文仪，被蒋免去 “本兼各职”以后不久又恢复了工作，但转入了军队政治系统，各种各样的“政治部主任”都干遍了。但终因受此挫折太大，直到逃台，最高也没有超过“部”一级，估计是所有一期生中最“惨”的。

最“小”的闹了个最“惨”的。可见，有时候提拔太早了也没什么好处。

1990年，邓文仪曾返回大陆，并受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老同学邓小平同志的热情接待。

邓文仪于1998年辞世，享年92岁。

再说张毅夫，为了安抚南昌行营调查科的“转入”人员，同时也是确实欣赏张毅夫的才干。两家合并的同时，戴笠便任命张为特务处书记长。

这个任命很不寻常。

当时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正以“军事考察团”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回国以后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虽仍兼特务处副处长，但不大管事。张毅夫便成为了特务处事实上的“二把手”（民国时期习惯上叫“副首长”）。

张毅夫也是个传奇人物，以后在“宣侠父案”、西安事变和湖南起义中，都会谈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