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45）

对石友三的“制裁”，实际上是与“吉鸿昌案”穿插进行的，地点都在天津。所以陈恭澍分了一下工，对吉鸿昌的侦察，由吕一民负责，王文则主要针对石友三做工作。

石友三在天津买了很多房子，都在租界里，据说他的姨太太一人一处，另外还有专门用于出租挣钱的，他本人常住的是日租界的一处楼房。

因此，制裁石友三的难点与“吉鸿昌案”不同，吉鸿昌在暗处，因此在前期工作中，主要精力用在了解其行踪上；石友三则在明处，知道他住在哪儿，就是下不了手。

第一，石友三的身边有五名带枪侍卫、两名日本宪兵，还有很多佣人仆妇，如果采用“拔据点”的方式硬来，势必多伤无辜，而且当时的北平、天津两站也不具备这个实力；

第二，石友三烟霞嗜好很深，凡好这一口的，有一个共同特点是懒，一天多数时间“赇”在烟榻上，作息时间跟一般人不同步。也不爱出门，即便出门，也只在租界内行动，石友三是背着“通缉令”的人，出了租界，马上就会有不测之灾。如果要在租界里搞狙击，难度就太大了。

所以，直到“吉鸿昌案”结束，石友三案也没什么进展。

对此，陈恭澍倒是没说什么，但王文很着急，一是此案归他负责，二是自感在“吉鸿昌案”中丢了面子，挺好一桩露脸的事，结果弄得窝窝囊囊，心里“搓火”又说不出来。

也巧了，天津有个叫“三益成”的杂粮店，是宝坻人开的，掌柜的刘兆南，家里跟王文是老一辈、小一辈的交情，刘兆南本人还是王文的小学同学，很熟。某一次无意中聊起来，刘兆南说石友三身边的五个警卫中，有一个跟咱们是老乡，也是河北宝坻县人，这个人叫先鸿霞。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刘兆南，王文与先鸿霞谈了几次，从“抗日锄奸”的高度晓以利害，应该说先鸿霞是个深明大义的人，表示愿意协助王文，除掉汉奸石友三。

这时已经是1934年12月了，王文很高兴地把情况向陈恭澍做了汇报，陈听了当然也很高兴，但提出了几个问题：

第一，“制裁”工作怎么进行，希望先鸿霞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案。

对此，王文说，先鸿霞认为，此事难度很大，情况复杂，如果要求事先制订一套详细的行动方案，显然有困难，希望能让他便宜行事。陈恭澍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就没有再坚持。

第二，陈恭澍要求王文安排一次他与先鸿霞的会面，以便表示对先鸿霞的嘉勉。

实际上，还有两个理由，陈恭澍没有明说，一是要亲自对先鸿霞进行一次当面的考察，因为此前的一切都是听王文转述的，作为指挥员，心里不太“托底”；二是必须见了面，有了相当程度的信任，才能向南京特务处正式呈报。否则，贸贸然地报上去，等一见面发现不行，岂不是拿领导开“涮”？

对此，王文完全同意，但据先鸿霞讲，他还在争取石友三的另一个卫士，等这个人有了确实的态度，就可以安排见面。

第三，照陈恭澍的意见，先鸿霞只需要扮演“内应”的角色即可，“动手”还是由天津站自己来。

因为陈恭澍一直有个看法，既然是制裁汉奸，就要堂堂正正，纵不能“身首异处”，也要让他“血溅满堂”，才有点“明正典刑”的意思，方可解国人心头之恨。换句话说，不但要杀，还要杀出威风、杀出血腥味来，让大家好好看看当汉奸的可耻下场！

对此，王文认为不必这样机械，反正是制裁汉奸，不管用什么方式，关键看效果，而且听先鸿霞的意思，此案只可智取，不宜强攻，由他本人相机动手就行了。

陈恭澍说那好吧，你再跑一趟天津，跟他接触一次再说。

王文依计行事，等再回来时，消息令人振奋。

——先鸿霞已经成功地争取到了他的同事，此人叫史大川，也是一个热血男儿，早就不愿跟着石友三当汉奸了。另外，先鸿霞正在争取石友三的厨师老褚，打算用最简单的办法下手——药死他。

听了这个情况，陈恭澍猛然想起自己还有一瓶毒药——那还是王子襄生前的事，有一次，陈恭澍与他闲聊，就问起，有没有那种无色、无味、无嗅，能致人于死地的毒药。王子襄说有啊，说着就给他倒了一瓶。后来没多久王子襄就死了。

陈恭澍把药取出来交给王文，并叮嘱他一定找个小动物试验一下，然后又拿了2000元钱给他作为活动经费。又问王文与先鸿霞见面的事情，王文说没问题，等我这趟回来就安排。

接着王文又谈到“三益成”的掌柜刘兆南，说此人很够意思，帮了不少忙。

对此，陈恭澍多少有些不以为然。与王文不同，陈恭澍是职业特务，受过专门训练的，这种人，凡事都会多想一层，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一个人，他坚持面见先鸿霞，并非不相信王文，而是更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

据陈恭澍回忆，送走了王文，他曾犹豫要不要给南京打个电报先说一下，经再三考虑，他还是决定与先鸿霞会面之后，再行报告。

这一下铸成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