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38）

1926年以前入学的军校学生，基本上都被编入了北伐军，在北伐中，许多军校学生因部队被打散，流落在南京等地，没有着落，陈恭澍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时候，又是蒋校长想起了他们，于是他在南京黄埔军校内专设毕业生调查处，联系、登记这些流落各地的军校学生。总其事的，就是军校一期生黄雍。

按：黄雍，湖南平江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海陆丰起义，后脱党。1931年担任南京黄埔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

黄雍是军校一期第五队的，这个队出了四个将军，有意思的是他们都是湖南人：陈明仁、左权，都是湖南醴陵人；刘戡，湖南桃源人；再加上黄雍。

如果说戴笠是“军统之父”的话，那么称黄雍为“军统之母”并不为过，很多军校学生都是经黄雍介绍参加特务处的。所以，尽管黄雍并不是军统的成员，但他却是“军统”的“十人团”之一，每年的“四一”大会。戴笠都要把他们请到主席台上，隆重地推介给大家。

1932年，陈恭澍就是经黄雍介绍，进入特务处的，另一个介绍人是张炎元。

按：张炎元，1904年生，字炳华，广东梅县人，军校二期炮科毕业。张炎元也是“十人团”成员，逃台后曾任“国防部”情报局（系1955年由保密局改组）局长。

所以陈恭澍加入特务处的起点很高啊，两个介绍人都是“十人团”成员，本人又是军校五期生，可谓根正苗红，又年轻，1932年时才25岁，很受戴笠器重。

从“洪公祠”一毕业，毫无工作经验的陈恭澍，居然一步登天，被派往北平站担任站长。

前面说了，张敬尧案，陈恭澍一炮而红，但实际是王天木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陈恭澍不过坐享其成而已。

陈恭澍真正独立做的行动案子，要从“吉鸿昌案”算起。

3.1吉鸿昌案

吉鸿昌，生于1895年，河南扶沟人，很小即到冯玉祥手下当兵。1929年，34岁的吉鸿昌就当上了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10军军长。

1932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5月，吉鸿昌在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担任主任委员。

吉鸿昌的所作所为触怒了蒋介石，遂通过特务处下达了“制裁令”。

任务交给了天津站，当时王天木因“箱尸”被关押，主持站务的，是站长王子襄，考虑到王毫无特工经验，戴笠特命陈恭澍牵头办理此案。

在此案过程中，王子襄离奇身亡。于是，陈恭澍一手托两家，往返于平、津两地，忙得不亦乐乎。

闲话军统（39）

此时，陈恭澍面临着与当初张敬尧案同样的难题——找到吉鸿昌。

在上一案中，当时有老大哥王天木罩着，这回麻烦了，所以人的眼睛都看着陈恭澍，等着他拿主意。

所以别以为领导好当，多那几块钱工资不是白拿的。

不过人就是这么锻炼出来的，我们看军统那些人，除了戴笠、毛人凤等少数几个人岁数稍微大一点，基本都是1900年以后出生的。

象陈恭澍是1907年生人，25岁当北平站站长；

文强与他同年，1928年，21岁的文强，已经是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了；

沈醉更小，1914年生人，到唐生明手下当常德桃源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时才24岁，28岁当军统局本部总务处长，成为军统最年轻的将军。

都是二十多岁就独当一面，不象现在，四十郎当了还被人看作小字辈。

所以为什么每到朝代更替的时候，总是显得好象人才辈出，最典型的，一个是汉末到三国时期；再就是从1851年，以太平天国兴起为标志，到1949年这100年了，真是星汉灿烂。原因无他，不过是变幻莫测的时世，为更多的人提供了脱颖而出的舞台而已。

这时，北平站和天津站都已经增加了人手，不再由站长直接跑龙套、站柜台了。

北平站成立了“行动组”，行动组长自然非白世维莫属，成员有张逢义、王文翰等人，

张逢义，军校七期，与白世维、杨英、戚南谱都是同期的同学，后面在“河内刺汪”案中还会出现。

王文翰，通常称其为王文，河北宝坻人，对天津的情况比较熟悉。

天津站也成立了“行动组”，成员中，有一个叫做马河图的，后来跟着陈恭澍去了上海。另外天津站还成立了“情报组”，组长叫吕一民。

这几个人成为了陈恭澍的得力助手。

通过天津站情报组长吕一民的路子，陈恭澍物色到了两位老军头，一个叫郑恩普，河南人，当过军长；另一个叫傅丹墀，河北人，曾当过“襄樊镇守使”（北洋时期的一个官职）。

据吕一民介绍，这两个人能够接触到吉鸿昌，可以考虑通过他们得到吉的消息。唯一的问题，是他们还存在一些“糊涂认识”，他们觉得吉鸿昌是抗日英雄，政府为什么容不下这样的人，还要搞掉他。

听了吕一民的话，陈恭澍决定亲自出马，与这“一正一副”的两位老前辈谈一次，进行一下“洗脑教育”。他没敢说自己是干嘛的，怕一说“特务处”的名号，引起对方的反感。而是以军校学生的身份，执弟子礼，与郑、傅二人见了面，并把他理解的吉鸿昌“反叛中央”的种种，狠狠地灌输、游说了一番。

看来陈恭澍这一点很像戴老板，也挺会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几个回合下来，年纪轻轻的陈恭澍，居然把两个“一正一副”说动——不但要帮忙，而且直接要求参加工作，即要求“加入你们的团体”。

你说这事闹的！这一下陈恭澍还不敢做主了，只好请示南京特务处本部。

不久，戴笠亲自回电批复：同意郑恩普、傅丹墀二人加入特务处；同时，考虑到郑、傅两人都是老军人、直肠子，怕他们看不得特务们偷鸡摸狗、鬼鬼祟祟那一套，为了避免“行动”、“情报”等等字眼刺激这两个“老前辈”，决定以天津站“军事组”的名义，安排这两个人。

戴笠心思缜密，托人办事，往往为对方想得非常周到。因为他从很小就走上社会，天天过的是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日子，在社会最底层悟出来的为人之道，自然与陈恭澍、文强、沈醉这些学生出身的人，其体会截然不同。

所以，戴笠以一个高小生的出身，最终建立一个“拥兵十万”的特工王国，靠的是他从“社会大学”中学到的东西，从这一件小事上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