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生与闻一多年龄相差无几，且很多人已经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自视甚高。而闻一多是新诗人，在清华却讲授古代文学，故一些清华学生对闻颇为不屑，认为他讲不了古代文学。一次，闻一多讲课时认为，“振”与“娠”互通，赖天缦认为他讲的没有根据，闻很生气，说：“你说该怎么讲？”吴组缃在一旁笑了，闻马上说：“你笑什么？”吴答：“你说不同的意见可以讲，人家讲了你又发脾气。”闻一多拂袖而去，一个星期未来上课。之后，闻再到教室上课，发现没人，便到宿舍给学生们上课去了。

抗战爆发后，闻一多南下途经武汉，担任教育部次长的老同学顾毓琇邀请闻参加正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顾找到闻一多，请闻去汉口最好的扬子江饭店，并请来许多清华老同学作陪，吃饭、洗澡，谈了一晚上，但闻仍谢绝了。他对家人说：“我被包围了一晚上，还是没答应。”闻夫人高真原希望丈夫能接受顾的邀请，留在武汉，照顾家人，知道闻拒绝后，多日不理会丈夫。闻一多到达西南联大后，多次写信请妻子原谅，一再表示“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高真这才气消，原谅了丈夫。

抗战期间，学生刘功高报考清华，到她看到录取的榜文时，距离发榜已近一年时间。她马上赶到昆明报道，学校的职员因她来得太迟而面有难色。正在交涉时，闻一多走了过来，刘告知自己如何历尽艰险，从湖北来到昆明的情况后，闻怒而拍案道：“一个年青的女学生，千辛万苦来到昆明，哪有不收之理，你不收，我收了。”在闻的帮助下，刘功高很快办好了入校手续。

闻一多做事一丝不苟，即使如洒扫庭除，也要求孩子们来不得半点马虎。抗战期间在昆明，闻家住的二楼铺有楼板，扫地时如不洒水，则尘土飞扬；如果洒水，扫过后又会留下一道道的印迹。闻一多要求孩子们既不洒水也不能扬起尘土，让他们像刷油漆一样不离地扫过去，轻轻提起，再扫第二下。擦煤油灯罩亦是如此，闻一多要求里里外外必须通明透亮，不能留一点油烟痕迹和手印，边擦边对着阳光细心检查，发现不干净就再补擦，直到完全满意为止。

联大教授刘文典应大盐商张孟希之请，到磨黑为其母撰写墓志铭，滞留甚久，耽误了联大文学院的课程。闻一多认为刘吸食鸦片，又耽误课程，不足以为人师表，故未再续聘刘文典。王力等几人前去向闻一多求情，闻怒道：“难倒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最终还是没有续聘刘文典。

一位联大学生回忆闻一多说：“闻先生胡须尺长，而火气很盛，一般同学都很敬重这位‘老当益壮’的文化战士。有一次当众演讲，他高声大叫：‘砍我的头，我也要说！’那气概太动人了！”

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说：“我的性格喜欢走极端，我对一切旧的东西都反对，希望最好一点也不要留。”

在西南联大时，由于物价飞涨，教授们生活困顿，王力被迫写小品文换稿费，闻一多斥之为“低级趣味的文章，消磨中国人民的斗志”。

在昆明时，闻一多与晋宁县卫生院院长王子翰常有往来。昆明市市长陆亚夫等人慕闻一多之名，请王邀闻吃饭、写字，闻拒绝道：“我是研究文学的，我研究的东西他们不懂，我也不愿意同这些官吏绅士来往。”

抗战期间，闻一多的友人因公从重庆到昆明时，前去看望闻。眼见闻家如此困顿，朋友劝道：“何苦这样苦自己呢，至少也要去重庆休养一段时间，我负责接待。”闻说：“你如不嫌弃简陋，我愿意留你小住，但你那儿我不能去！”好友问他为什么，他回答：“你那儿和过去不一样了，那是衙门，那里有官气！”为了不沾这“官气”，闻一多之后毅然与这位好友断绝了来往。

陈梦家是闻一多在青岛大学的学生，后与闻同到西南联大任教，他与闻一样，常不修边幅，师生二人相处颇为相得。某次，闻在一短简中称呼陈“梦家吾弟”，陈回称闻为“一多吾兄”，闻一多大怒，狠狠地训斥了陈一顿。在这种礼节方面，闻是不肯稍予假借的。

一天，闻一多讲“尔雅”课，正好联大教授罗常培出国讲学，学生要去送行，都无心上课，闻生气地对学生们说：“要上课不上？”又指着给罗送行的布告上“罗系主任”几个字说：“写莘田师不是更亲切吗？为什么把官僚的一套习气搬过来！”

制造“一二•一”惨案的云南省主席李宗黄，附庸风雅，慕闻一多之名，想请闻为之治印。他托人送来一枚图章，并附上丰厚的润资，闻一多断然拒绝。

吴晗回忆：“一多的气质是刚性的，肚子里有什么，嘴里说什么，从来藏不住话。而且，受不了气。在乡下住，明白了农民的苦痛，他会气得说不出话。谈到政治上的种种，越谈越多，他会一晚睡不着，辗转反侧到天亮。朋友间一言不合，会得当场吵架，眼睛都红了，口吐白沫。等到误会消释以后，又会握手言欢，自动赔不是。这两年，经过磨炼太多的忧患，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即使在极不快意的时候，对任何一个来访的朋友，温言悦色，从无倦容。并且，他还有一套说服人的本领，左说右说，连求带劝，一直说到对手同意方甘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