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北大内部说起。北大内部的斗争由来久矣，但它并不如外人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简单的新旧之争，这其中还夹糅着门派之争与人事斗争。在五四前后，当时北大主要有四个派别：一是章门弟子，即章太炎门下的弟子，有陈大齐、康宝忠、朱希祖、黄侃、钱玄同、鲁迅、周作人、马裕藻、朱蓬仙、沈兼士、刘文典之众，蔚然成风，势力颇大，实际掌舵人则是沈尹默（挂了太炎先生门生的招牌，心思深沉，被人称为鬼谷子）和马裕藻。尽管章门弟子在赶走前北大校长严复手下的桐城派上高度一致，但他们的内部也分左中右三派，积怨颇深，有人甚至用“矛戈森立”（马叙伦语）来形容其中的纠葛；二是胡适、陶孟和为首的英美派，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但当时资历尚欠，植党未深，实力尚不能与章门弟子相颉颃，五四前在教务长的选举上还曾被沈尹默暗中挤兑过一次；第三派是李石曾为首的留法派，他们的势力在五四后还会不断地壮大，这是后话，暂且不提；第四派则比较神秘，被胡适称为“温州学派”，其代表人是汤尔和和马叙伦，他们同是温州大学者陈介石在养正学堂的弟子，互相还拜了把子，结契甚深。汤尔和虽不是北大教授，但由于善用权谋，心思蜿蜒，颇得蔡元培倚重，而马叙伦人脉很广，和章门弟子中的许多人关系亲密，二人又都热衷政治，因此在北大许多重大事务上颇具影响力。四个派别之间的斗争和合作，直接影响了北大后来的走向。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民国的很多文人学士们，他们有阳的一面，也有阴的一面。理想和权术，公心和私利，共同存在和影响着他们的内心与行动。
北大学生里，也非铁板一块。既有傅斯年、罗家伦这样的早期领袖，也有张国焘、段锡朋这样的后来居上者，还有一些支持旧派的学生，以及部分拥护政府的学生。但总言之爱国学生势力最大，可以压倒一切。一次一小撮学生试图迎接北洋政府新任命的校长胡仁源，但很快他们便遭到爱国学生的制裁，胡仁源也因得到学生的警告，而终不敢赴任。
再说教育界。他们的主要矛盾体现在北京教育界与江苏省教育会的矛盾上。江苏教育会的实质不单是一个教育机构，它在东南方的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大佬主要有张謇、黄炎培、蒋梦麟、沈恩孚诸人；而北京教育界主要由浙江人把持，他们担心江苏教育会趁乱跑马圈地、扩大教育势力，对江苏教育会的防范之心很重；教育部在五四期间经历了从傅增湘到袁希涛再到傅岳棻的几辞几就，除了军阀间的暗中争夺，也与江苏教育会与北京教育界的争斗不无关系。
政治势力间的角力则更加复杂，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里写道：“大多数军阀都是保守的、竭力与传统价值观保持协调的人。然而非常矛盾的是，他们所制造的分裂与混乱却为思想的转折和反传统的流转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各省军阀，都无法有效地控制住大学、期刊、出版业及中国知识界的其他机构。”这是当时北洋中国的真实写照。首先北洋政府内部矛盾重重，以段祺瑞徐树铮为首的安福系把持了中央政权，但地方直系军阀如吴佩孚则通电全国，公开支持学生运动；孙中山领导下的中华革命党到运动后期也推手运作，上海的工人运动在帮会的领导下一波高过一波；即便段祺瑞的地方嫡系卢永祥、张敬尧也纷纷转向支持学生运动，向段祺瑞施压。各方政治势力都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争取北大这块文化舆论高地。他们的参与使挽蔡运动的形势更加错综复杂。
我们经过上述的条分缕析后，终于可以挖掘出一个真相：到了五四运动的中后期，作为焦点之一的蔡元培去留问题，从表面看仍是爱国主义、反抗北洋政府的诉求，但暗流里却涌动着各种权力之争：学校教员间的学风之争、门派之争、人事之争；南北方教育界的教育资源之争；教育部长的权力之争，以及政权内部的军阀之争，直至革命派的颠覆政权之争。
五四运动以北洋政府的妥协告终，为了平息事态，各方面一直竭诚呼吁蔡元培重返北大。教育部长公电蔡元培，称“学府主持，非公莫属；众望所在，翘企同殷。”章门弟子沈尹默、马裕藻也“祃日南谒”，劝说蔡元培尽快北上复职。胡适先前也来信就公论公地批评了蔡元培不应将教育规划半途而废，蔡先生颇以为然。而北大学生代表、教育部秘书也纷纷南下，游说蔡元培。但张元济却来信劝蔡不要回去，理由有三：“一、政权必归安福系，其专横无理，可以想见；二、所谓旧学家必依附攀援，大张旗鼓，恐难免文字之祸；三、学生气焰过盛，内容纷纠，甚难裁制，纳之轨范。”这三点都是肯綮所在，不由蔡元培不再生踌躇之心。
这时，蔡元培一直倚重的温州学派的汤尔和站了出来。汤尔和发挥他善于做策士的长处，运筹帷幄，体察微毫，为蔡元培想出了一条计策：选个代理人去，让蒋梦麟做这个代理人。
我们现在看这个计策，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条锦囊妙计。
从蔡元培讲，他确实需要找个代理人，原因大致有这么几点：一、投石问路。虽然这次学潮以北洋政府妥协告终，但接下来谁能保证他们不秋后算账，正如汤尔和之前所言：“来而不了,有损于公；来而既了，更遭世忌。”所以不如先派一个人过去看看风声。二、先前蔡元培明确表达不再回去，而且还屡次以胃病未療推托，如果当即回去，无论言辞还是面子，似乎都圆不过去。
而蒋梦麟也是这个代理人的不二人选：一、蒋梦麟既是蔡元培的同乡，又是蔡的学生，是蔡可以信任的人；二、蒋梦麟在上海办的《新教育》杂志，里面的宗旨完全遵从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蒋去北大也一定会捍卫蔡元培的办学方针；三、蒋梦麟颇得孙中山激赏，此举想必也会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四、五四运动后，学生必矜然自喜，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而蒋梦麟本是教育学博士，深谙学生心理，长于教育和事功，只有他可能维持学校纪律不堕；五、蒋梦麟是江苏教育会的人，蒋进入北大，必将得到江苏教育会的大力支持；六、蒋梦麟为浙江人，北大的浙派学者占大多数，他不会立即受到排斥；蒋还是北大新派教授胡适的好友、同门师兄（师从美国哲学家杜威），且政治主张、教育理念相同，所以蒋同时也会受到新派学者的欢迎。
工于权谋的汤尔和选择蒋梦麟，除了真心协助蔡元培先生，想必还有对己方利益权衡的深思熟虑：一、蒋梦麟非北大内部的任何一派，这样正可以制约与平衡北大各派；二、借重江苏教育会的势力，为其所用；三、汤此计解决了胶着状态，化解各方矛盾，可谓奇功一件，方便其今后继续在幕后操纵北京教育界。不过世事难料，汤尔和后来懊悔道“留蔡助蒋真乃孽障”，这大概出于他自己的小算盘而言的。
不过这个计策的确很妙，多年后胡适仍在致汤尔和的信中赞许汤道：“（民国）八年‘五四’之后，留蔡之事，先生用力最勤，而梦麟兄之来北大尤为先生第一大功。……故梦麟兄北来之举，先生实大有造于他，亦大有功于北大。”
接下来，汤尔和准备就此方案与蒋梦麟单独会晤。而此时的蒋梦麟正积极劝说蔡元培北上，他依然没有意识到，他的人生轨迹，在与汤尔和晤面后，即将发生重大的转变。
我们现在回头看，无论是五四学潮，还是挽蔡运动，都不简单是一场爱国运动，背后的各种剧烈利益之争，各种势力之间的博弈，最终使得蒋梦麟即将登上北大的历史舞台。没有五四运动，没有汤尔和的“留蔡助蒋”，北大就会失去一位才华卓越的校长，故时势造英雄，英雄靠侥幸留名，是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