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一）
名士
时人回忆，叶公超“方面大耳，头发溜光，个儿高，背微驼，肩胸宽厚西装挺，口衔一个栗色大烟斗，一派英国绅士风度”。
叶公超在北大、清华当教授时，年轻气盛，一副绅士派头。秦贤次回忆说叶公超“风度翩翩，不拘小节，春秋着西装，背部微驼，头式右分，一尘不染”。
杨联陞在清华读书时，经常夜间去拜访叶公超。叶喜欢穿紫色丝绸的睡衣，颇为鲜艳。他们的谈话山南海北，随兴所至。有时谈到生活态度，叶公超说：“不能只读书，有时扫扫地，也是好的。”杨联陞猜想，可能是叶在美国受教育的时间较长，受了西人虽富贵而有些事也必躬亲的影响。
季羡林回忆：“公超先生很少着西装，总是绸子长衫，冬天则是绸缎长袍或皮袍，下面是绸子棉裤，裤腿用丝带系紧，丝带的颜色与裤子不同，往往是颇为鲜艳的，作蝴蝶结状，随着步履微微抖动翅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非常‘潇洒’。先生的头发，有时梳得光可鉴人，有的时候又蓬松似秋后枯草。他顾盼自嬉，怡然自得。学生们纷纷私议：‘先生是在哪里学名士。’”
叶公超从政后，总是西装笔挺，但他却说：“西装袖子的钮扣，现在用来作装饰，其起源乃防止大家大吃大喝了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是妙不可言，便利于让人牵着脖子走，而且要面对着牵他的人，表示由衷地臣服。”
在暨南大学任教时，叶公超因兼图书馆长，且是独身，便一个人住在图书馆楼下的小房间里，房间里到处都是书，他“坐拥书城，引以为荣”。后来，叶由图书馆楼下搬出，在真茹乡下离暨南不远处租了几间平房，小桥流水，阡陌纵横，非常雅静。与他颇为相得的新诗人饶孟侃有时也在那里下榻，和叶公超为伴。
1929年秋，叶公超任教清华外文系，住北院11号。他在南窗外种植了毛竹，赋名寓所“竹影婆娑室”，并请著名诗人、文学家黄晦闻题写横额。叶宅书架遮满墙壁，直抵天花板。书架上最耀眼的是十余册红皮脊烫金字书：《兰姆全集》和《兰姆传》，这是胡适、温源宁等10位老友送给叶氏夫妇的新婚礼物。
在叶公超看来，“书是有生命的东西，有脉搏有感觉的朋友”。后来赵萝蕤和陈梦家结婚，叶公超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中除了一个可作灯具的朱红色的大瓷瓶，和矮矮的一个单人沙发床之外，还有一套带着硬壳的哈代的诗剧《统治者》。
30年代，朋友们总是习惯“深埋进叶教授家舒适的沙发（清华最舒服的沙发），呷着叶教授家著名的普洱茶，听任叶教授把他有趣的谈话不受节制地一直讲下去”，他的谈话“涉及太阳底下的一切，外加太阳之上的一些——百科全书的全部范围”。
贴一下我在南方都市报的专栏，以下是全本，南方都市登载时候有删节，呵呵。
蒋梦麟与北京大学系列之一
汤尔和“留蔡助蒋”
蒋梦麟是民国年间国民党人中少见的兼具教育和政治才能的干才，他是北京大学百年历史上任职最长的校长。但他当初入主北大，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得力于一次运动——五四，一位师长——蔡元培，一个“贵人”——汤尔和。
故事还是要从五四运动讲起。五四的历史意义今人耳熟能详，但当我们微观地去考量当时的时局和人物，况味则大有不同。
五四运动之初，大多数名人是缺席的。毛泽东已经离开了北京，在拜谒了孔墓，游览了孟子的出生地，登临了南京城后，他没有返回北京，而是径直回到了长沙；鲁迅正忙着实现自己的大家庭理想，整个上半年他都在不停地选址，在五四当天的日记里，他甚至没有为学生的示威游行留下片言只语的记载；陈独秀后来被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但在运动的早期，并没有他的身影，他正窝在北京箭杆胡同9号的房子里，全身心地为《每周评论》写稿；孙中山住在上海莫利爱路29号的寓所已近一年，他潜心著述，探讨救国方略；胡适则陪着美国大哲学家杜威在中国周游讲学，一路到了上海。五四当晚，胡适与蒋梦麟在蒋家把酒言欢，二人对北京发生的集会游行毫不知晓。第二天吃早餐时，蒋梦麟才从报纸上阅读了学生游行的简讯。但此刻蒋梦麟一定没有意识到，这场不断燃烧的运动将会使他未来的人生轨迹发生重大的转变。大抵所有的历史大事件都是如此，身处其间的当事人伊始往往浑然不觉，相隔时间越久，我们才越懂得总结它的意义。
而有些人从一开始便身处漩涡之中，譬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学生被捕后，他当即奔走游说北洋元老孙宝琦、警察总监吴炳湘等人，同时组织校长团，不停向北洋政府施压求告。但当学生如愿得到保释后，蔡先生出人意表地主动辞职，次日即离开了北京。他留下了一则令人费解的启事，其中写道：“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这里面透露出蔡先生当时承受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巨大压力，除此之外，似乎还有对学生逾越常轨不满的婉曲表达。
蔡元培没有料到，他的出走引发了一场场的“挽蔡运动”。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间，示威游行席卷全国，各种团体、组织、势力纷纷浮上水面，我们之前提到的人物、教职工、大学校长、各地大中学生、童子军、工人、商人、党派、军阀甚至帮会、妓女都参与进来。如此复杂的形势下，蔡元培在校长去留的问题上态度几番反复，刚刚流露出“共图补救”的意愿，转而又表述“卧病故乡，不能北上”，后来又发宣言，“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这其中的风波不定其实大有深意。
从蔡元培个人看，他无权位欲，并非借辞职以图东山再起。蔡是晚清民国年间众口称誉的真君子，宽而有制，和而不流。他多次的反复不定，既是作为前北大校长对北洋政府的特定抗争方式，更是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和错综交糅的人际关系冲突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