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度（一）

叶公超曾师从著名诗人弗洛斯特(Robert Frost)，但他从不炫耀。一次常风在叶公超家中发现了弗洛斯特的两本诗集，扉页上有弗氏为叶公超所书题赠。常风好奇地问叶，他只说当年在爱默斯大学上学时，弗氏也在该校任教，所以就认识了。

王之珍回忆说，学生都以和叶公超聊天为荣，“叶先生新婚燕尔，家住清华北院，窗明几净，花木扶疏。师生品茗谈天，不拘形迹，师生界限也就无形消失了”。

学生梁遇春去世后，叶公超接连在《新月》上发表梁的遗作，并接连为梁的作品作序、写跋。

胡适、徐志摩与叶公超同为新月派，而鲁迅是新月的论敌，但叶公超撰文说：“我觉得鲁迅的散文比胡适、徐志摩的好。”胡适责怪叶：“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说：“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一次，钱钟书与许振德结伴于某岁圣诞前夕往谒，谈到平剧时，叶公超眉飞色舞大谈谭鑫培当年如何如何，并清唱《打渔杀家》中“昨夜晚，吃醉酒”一段，字正腔圆，还做招式，一扫师生之别。

1936年2月29日，北平的国民党军警当局逮捕了三个学生，被闻讯而来的清华学生抢回，学生们还愤怒地砸了军警的汽车。于是，当局出动大批军队包围清华园，要进来抓人。一时风声鹤唳，空气极为紧张。上午，清华学生会主席华道一照常在图书馆底层的阅览室看报，叶公超和往常一样从阅览室穿行而过。这天，他特地走过去对华道一说：“你如没有地方去，可以躲到我家里去。”他的话让华感到意外而且温暖。华道一只是选读了他讲授的“二年级英语”，除了课堂上听叶讲课外，几乎没有什么个别交往，还以为叶不一定认识自己呢。

晚上，华道一从校长梅贻琦处得知自己上了“黑名单”，于是躲到叶公超的家里。叶公超还专门召集全家，介绍说：“这位是我的表弟，姓王，不是清华学生。他昨天从北京城里到西山去玩，今天到我家来，恰值清华进城校车停驶，出不去了，故今晚宿在我家。”事实上是让全家统一口径。当夜，华道一睡在叶家客厅的长沙发上。第二天早上，在叶家吃过西式早点后，华道一回无锡老家躲避。

华道一回忆说，报纸那时都奉令称共产党为“匪”。叶公超特地指着一段红军从陕西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的消息时，只是讲“共产党”如何如何，在这位左倾的学生看来，“他那时的政治态度是比较客观的”。

在南岳临大时，一次，赵瑞蕻和穆旦开诗歌讨论会，请叶公超参加。叶公超讲了诗与时代的意义，主张写新诗，还掏出哈德门烟来请会吸烟的同学吸。

叶公超经常往返于南岳和长沙之间，常从长沙带回与时局有关的消息，顺便帮同事办些事情，比如他经常帮闻一多代领工资，然后转寄给闻夫人，闻一多为方便，还将自己的名章也交给他。叶公超还给柳无忌带过衣物、书稿。

叶公超在香港时，学生李赋宁因为父亲李仪祉（著名水利专家）过世，从广州西安，路过香港，便去拜见叶公超。叶安慰他，并告诉他自己曾在《大公报》上发表过一篇悼念李仪祉的文章。李赋宁这才得知那篇文章是叶公超所写，深为感动。

外交部欧洲司帮办郑健生一次向司长叶公超进言道：“部长，你处理此事是大大的错误。”叶说：“我是大大的对呀。”两人为此争论甚久，叶后承认他“大大的错误”，照郑健生的建议改正，两人友情日深。

又一次，叶公超将一份文件交给郑健生，便出门去了，直到晚上八点才回到外交部。进门时，郑正在修改这份文件，说是错误太多，要一一修改。叶便到对面的街上买回两碗面条，一碗自用，另一碗亲自端给郑。郑埋头工作，对顶头上司送来的面条，既不吃，也不称谢，连头都不抬一下。叶公超也不介意，一直等他修改到午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