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散

季羡林回忆，叶公超上课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他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学生琢磨出了这个规律，谁愿意朗读，就坐在前排，否则往后坐。偶尔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季羡林说：“这一声狮子吼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相安无事，转瞬过了一年。”

1933年，钱钟书即将从清华外文系毕业，冯友兰告诉他，将破格录取他留校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钱钟书却一口回绝，并狂妄地说：“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这句话到了西南联大时依然在流传，但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撰文否认。许渊冲认为：“这句话看起来像是钱先生说的，因为它是一个警句。”

许渊冲记录过叶公超的“懒”：“我还记得1939年10月2日我去外文系选课时，系主任叶先生坐在那里，吴宓先生站在他旁边，替他审查学生的选课单，他却动也不动，看也不看一眼，字也不签一个，只是盖个图章而已，真是够懒的了。”

胡适曾物色叶公超、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合译《莎士比亚全集》，结果叶公超一本也没有翻译，最后是梁实秋将整个莎氏全集译出。

叶公超的同事柳无忌回忆说：“这时的西南联大尚在草创阶段，三校合并，人事方面不免错综复杂，但我们的外文系却相安无事，那是由于公超（系主任）的让教授各自为学，无为而治的政策——我甚至不能记忆我们是否开过系务会议。”

任外交部长时，叶公超曾笑呵呵地公开宣布：“我一天只看五件公文，其他的都不必送上来了。”叶将一切有关人事、会计、经费等行政上的公事，完全交由行政常务次长负责，有关政务上的公事，除非事关重大或者涉及决策，也都交由政务次长负责。因此，当时的外交部次长、司长的工作分量极重。

1961年底，叶公超请刚从日本来的新闻界老友乐恕人叙旧吃饭，提出三个有趣的条件：一、不上馆子，在家里便饭；二、没有大鱼大肉，只有家常小菜；三、午后二时起，要睡午觉，恕不奉陪。那时，他住在一间独立门户的旧房子里，客厅、餐厅、卧室全在二楼，有男女仆人各一。

叶公超一生只出版过一本《叶公超散文集》，这还是在他去世前两年方才出版的，而且是本文集。有人感慨，叶公超述而不著，可惜了一肚子学问。

赵萝蕤回忆叶公超：“作为老师，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他只是凭自己的才学信口开河，说到哪里是哪里。反正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用十辆卡车也装不完的。”“如果说叶老师什么地方有点令人不自在的，也许是他那种自然而然的‘少爷’风度，当然决非‘纨绔子弟’的那一种。”

内圣足矣，何必外王

-------------------对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的一点浅见

新儒学中，对政治哲学论述详备的当首推牟宗三先生，其《政道与治道》一书，将儒家外王思想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接联起来，续理二者之内在理路，从儒家之心性之学，内圣之学，开出“新外王”，延续中华文明之慧命，也为我们展现一代学人对自身文化发展做出的可贵努力。内圣外王，指内具有圣人的才德，对外施行王道。“内圣外王”一词最早出自《庄子•天下篇》》：“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自宋以来，随着儒道释三教合流，理学出现，随之开始用“内圣外王”来阐释儒学。“內圣外王”一词在宋代理学家的论述中，最早见于程顥。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四所录有关程顥议论邵雍的一段话：

一日，二程先生侍太中公，访康节于天津之庐。康节携酒，饮月坡上，欢甚。语其平生学术出处之大致。明日，明道怅然谓门生周纯明曰：“昨从尧夫先生游，听其论议，振古之豪杰也。惜其无所用于世。”纯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內圣外王之道也。”是日，康节有诗，明道和之，今各见集中。

民国战乱，新儒家痛感儒学式微，在救亡图强的大背景下，一反清代朴学的繁琐字词音韵的考证，强调儒学的政治理想。熊十力在1945 年发表的《读经示要》中，根据《大学》“一是以修身为本”，从而将八个条目一分为二，以格、致、正、诚为“内圣”，以齐、治、平为“外王”，进而得出“内圣”必然引向“外王”的结论。直到1954 年至1956 年完成的《原儒》，熊十力才对“内圣外王”有一个系统之说明，其谓“儒学总包內圣外王……圣人作《易》创明內圣外王之道，而內圣实为外王之体”，直截了当地指称“内圣外王之道”是孔子发明创造的，并且是以内圣为体外王为用的。应该说，新儒学对内圣外王的阐发是有其理论的根据和积极的意义的，然内圣与外王二者是否有逻辑之必然、事理之必要，笔者对此表示一定的怀疑，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 从理性之内容表现来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