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覆

在课堂上，叶公超脾气暴躁，但课下却没什么架子，经常主动与学生打招呼。刘重德就觉得叶公超“为人随和，没有架子”。而卞之琳也回忆，他和叶公超熟了之后，经常去清华北院叶公超的住处拜访，叶总是热情接待，卞感觉他就像“完全卸掉了无形的脸上粉墨、身上戏装、口里台白”。卞之琳分析，叶公超的反复无常是他夸大追求自我戏剧化的结果。

早年，叶公超与饶孟侃相得。一日，两人论某英国诗人，叶公超取出那位诗人的集子，挑出几首代表作，要饶读后再讨论。饶疲而掩卷入眠，叶见后大怒，随手拣起一本硬壳书，砸在饶的头上。两人由此疏远。

叶公超脾气很大，动辄骂人，但有时也耐心极佳。1932年，叶公超让学生常风给《新月》投稿，常风告诉叶他不敢写。叶公超就带着利威斯的《新诗新评衡》和两本小册子找到常风，鼓励常风写书评。常风便拿着自己写的文章请老师指导，叶公超很有耐心地为他修改。许多年后，常风依旧记得老师在“竹影婆娑室”为他修改文章、进行讲解的情形。

1933年，叶公超与闻一多、林徽因创办《学文》月刊，作者中有一批北大、清华的学生，季羡林也在其中。季曾写过一篇名为《年》的散文，受到叶公超的好评，季高兴之余，又写了一篇《我是怎样写起文章来的》，期望继续得到叶公超的首肯。孰料叶公超大发雷霆，铁青着脸对季羡林大吼：“我一个字也没有看！”把季羡林吓得目瞪口呆，赶忙拿了文章走人。

学者李洪岩考证，《围城》中诗人曹元朗的原型便是叶公超。当年吴宓和冯友兰将钱钟书请到联大任教。到联大后，钱钟书为高年级的学生开设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和现代小说作为选修课。钱钟书第一天上课时，叶公超亲自至教室介绍钱钟书，说钱是他的学生，得意之状，喜形于色。后叶公超与钱钟书有了过节，当若干年后有人向叶公超问及钱钟书在联大的情况时，叶公超一口回答说，他不记得钱钟书曾在联大教过书。

某日，时任香港时报采访副主任的于衡，于晚上十一点打电话到外交部长叶公超家中采访，副官王宝仁拿起电话便请叶公超来接。于衡听到叶公超说：“王宝仁先生，你看看现在是几点钟了，你还安排我接见新闻记者？”接着又听到叶公超放大嗓门说：“于大记者，你是夜猫子，可以不睡觉，你知道外交部长明天还要起早和洋人办交涉吗？”说罢用力摔上电话。第二天在外交部的走廊上，王守仁见到于衡后叮嘱他，部长昨天晚上火大了，以后千万不要在十一点钟以后给部长打电话了。

不巧的是过了两周，又是夜里的十一点钟，于衡手头有一则新闻，必须找叶公超核实。他只好硬着头皮拿起电话拨号，手还不停地发抖。副官王宝仁接起电话说，部长已经休息，有事明天外交部面谈。于衡听罢心登时凉了半截，此时他突然听到叶公超接过电话，对王宝仁正色说道：“王宝仁请你注意，我们不可以如此官僚，我明明在家里品茗看闲书，为什么说假话。这样下去我的朋友都给你得罪光了。”然后转而和于衡聊了足足二十分钟。于衡在通话结束前尝试着问，可不可以在新闻中引用部长的名字，叶公超在电话那头爽朗的答道：“当然可以。”

于衡在叶公超任外交部长的九年中，曾到位于罗斯福路的外长官邸作客，品尝过叶的红颜知己“文姬”（叶名义上的表妹，外交界中人称之为“文姬”）煮的咖啡；但也曾被叶拒之门外，称：“叶某人也做过报纸编辑、做过夜猫子，且从不把‘高官大吏’，看在眼中，也不做洋人的‘买办’，但我也看不起像蚊子似的紧追不舍的新闻记者，你就是那个蚊子。”

与叶公超共事的政务次长胡庆育回忆说：“他的脾气一天有如春夏秋冬四季，你拿不准去见他时会遇上哪一季，大家凭运气，可能上午去看时还好好的，下午就被骂出来。”

在外交部中工作的人，都知道部长叶公超被总统申斥后，回到外交部就申斥司长，而对工友非常和善；但被总统嘉奖后，回到部内就对司长非常和善，而工友李锦河必然挨骂。

沈剑虹回忆，叶公超有时见面非常亲热，有说有笑，有时视若无睹，一语不发，好像根本不认识沈似的。同叶公超相处久的会原谅他，比较生的人，一定说他眼睛长在头顶上，目中无人。沈以为“他这种情绪不稳定，可能同他家庭生活不正常多少有些关系”。

叶公超在家吃饭时，常用酒精洗碗，说怕有细菌。但他有时却去路边的小摊上吃大卤面，毫不计较小摊的卫生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