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争

西南联合大学办学之初，三校矛盾不断，何炳棣回忆：“最初较严重的是北大和清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蒋梦麟以道家方式处世，处处退让，学校的各要职都由清华教授担任，如文学院院长为冯友兰、理学院院长为吴有训、工学院院长顾毓绣、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外文系主任叶公超。而校务方面，蒋坚决主张采用常务委员制，并且实际上推选清华校长梅贻琦主持一切的学校行政工作，他对梅贻琦说：“联大事务还要月涵（梅贻琦字月涵）先生多负责。”

郑天挺回忆：“联大初成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北大蒋梦麟校长说：‘我的表你带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蒋梦麟对梅贻琦校长说：‘联大事务还要月涵先生多负责。’三位校长以梅贻琦先生年纪较轻，他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公正负责，有时教务长或总务长缺员，他就自己暂兼，认真负责，受到尊敬。蒋梦麟校长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这是实话；从而奠定了三校在联大八年合作的基础。”

一日，蒋梦麟从昆明去蒙自，北大师生集会欢迎。多位教授在聚会上抱怨联大的种种不公平，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友兰连任而不轮及北大。钱穆发言说：“日后胜利复原，各校仍是独立的，今日危难时期不要相争。”蒋梦麟听后立即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各教授都无言。

马勇如此评价蒋梦麟的“无为”：“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

沈宗瀚回忆蒋梦麟在农复会时的情形，“农复会同仁在个人所主管的范围内皆可展其所长，先生绝不加以干涉。这一精神，代表两点：一是无为主义，二是尊重专业”。

蒋梦麟在台湾呼吁节育，虽私下对朋友表示，就算砍了他的头，节育依然要推行下去。但他采用的是表面平静而底下大动的“水鸟型”的方式。在日本和香港引起轰动的日本节育运动倡导人元祖山额夫人，曾对蒋表示，要顺道来台湾，助他一臂之力，宣传一下。蒋怕惹起负面影响，婉转加以拒绝。蒋梦麟去世后的第三年，台湾全面推动家庭计划，以“两个孩子恰恰好”的口号倡导节育，以加速经济发展。

陈雪屏说：“孟麟先生的性格有时表现‘和光同尘’的倾向，有时又表现‘择善固执’的倾向。这两种倾向似乎是相反的，至少在表面上观察是不调和的。我以为他在事业上的成功正因为同时具备了两种对立的特性。”

醇厚

陈独秀和蒋梦麟的政治观点孑然相反。1920年的一天，蒋接到丨警丨察厅一位朋友的电话，说：“我们要捉你的朋友（指陈独秀）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蒋赶紧和一个学生去陈家通知陈独秀，让他马上逃走。

北大学生朱谦之信仰无政府主义，反对学校考试，向校当局申明自己不参加考试。任代理校长的蒋梦麟张贴出书面答复，说不参加考试是可以的，不过没有成绩分数，将来便没有毕业文凭。梁漱溟看见张贴出来的答覆上面，竟称朱为“谦之先生”，感慨道：“这位校长先生又未免太客气了吧！”

蒋梦麟的南洋公学同学徐珮琨就其《中国币制问题》一书向蒋求序，蒋在这方面是外行，自觉无从下笔，又不忍拂了老同学的面子，便写信给时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的赵乃抟，请其为徐作序。

李大钊去世后停灵六年无法安葬，其遗孀赵纫兰携子女从故乡返回北平，向丈夫的北大同人胡适、蒋梦麟、沈尹默、周作人等求助，请北大代为办理安葬事宜，时任校长的蒋梦麟慨然允诺。北大同事感李大钊之事迹，相与发起厚葬。李大钊后来安葬在北京的万安公墓，蒋梦麟出面购置，同时为李夫人预购了穴地，墓碑则由刘半农撰写。

叶公超说：“我的朋友中，脾气好的人也不少，但对于仆役等最客气，而且从来不发脾气的，我想只有孟邻（蒋梦麟）一个人。记得我们初到长沙去组织临时大学的时候，我们合用一个宝庆的老兵，因为语言关系，往往词不达意，我是一个性急的人，孟邻先生看见那位宝庆的同胞做错了事，或者是所做的刚好与我们的意愿相反的时候，他的反应总是发笑，我却在着急。纯厚，同情，宽容是他的本性。”

1933年，蒋梦麟以“不交学费”为由，开除了9名“左”倾学生。奇怪的是，这些被开除的学生后来都收到了一封匿名同情信，信中还附有一张三百大洋的支票。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学生们分析，***想送，没钱；社会上好义之人想送，但不知被开除学生的姓名和地址。千家驹后来回忆说：“我至今不明白这钱是谁送的。……我判断这是蒋梦麟校长耍的两面派手法。蒋一面开除学生，一面又怕他们留在北京铤而走险，对他发生不利行动，干脆花一笔钱叫他们早早离开。果然，九位同学得了钱后，有的东渡日本，有的去了德国，各奔前程去了。”

许德珩、侯外庐和马哲民是北大的左派教授，在对待学生运动问题上与蒋梦麟尖锐对立，有怨在前。但“七•七”事变后，他们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蒋梦麟毅然与胡适联手，多方奔走，终将他们营救了出来。

日本投降后，周作人被捕。南京政府首都高院对周作人进行公审时，周辩称：“学校南迁，教授中年老或因家庭关系不能随行者，有已故之孟森、冯祖荀、马裕藻及被告四人，由校长蒋梦麟特别承认为北大留平教授，委托保管校产。”当时周作人被称为“巨奸”，“国人皆曰杀”。胡适为周作人作证，社会舆论就谴责他为汉奸洗刷罪名；为周辩护的律师王龙也一度被控汉奸嫌疑，但蒋梦麟专为此事出具了证明。

北大学生洪炎秋回忆，他一生没有机会和蒋梦麟交谈过一句，但他的毕业论文被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退回后，有人劝他不妨托蒋一试，他遂照办。不几日果然商务便寄来稿费，此时稿子还未发表。到台湾后，他的著作出版，他送给农复会的樊际昌一本时，顺便请樊代呈蒋梦麟一本。结果第二天蒋梦麟就派人送来一本亲笔签字盖章的《西潮》作为回礼。

记者王康深夜给台湾的政要名流打电话采访，从未给过他冷遇的只有两个人，蒋梦麟就是其中之一。杜威去世的消息传到台湾时，已是深夜，因为必须让蒋梦麟发表讲话，王便给蒋打去电话。他向从睡梦中醒来的蒋道歉，蒋梦麟却向他道谢：“我的老师去世，你打电话告诉我，我应当感谢你才对。”

叶公超回忆，蒋梦麟长他十七岁，但他和蒋单独相处时，却丝毫没有年龄或辈分的隔阂。叶公超说：“我想这与性格、教育、兴趣都有关系，但是主要的因素，大概是孟邻先生有一种极自然的真诚，在中国人里头很罕见的。……是一个没有权术的人。”

晚年，蒋梦麟曾到日本小住三个月。他一生很少为人题字，但在芦之汤居住时，给旅社主人、下女和厨子都题过字。其表侄宋越伦回忆，蒋梦麟对宋的小儿女们，毫不厌烦地循循善诱，以极浅近的方式教导他们为学出世。宋对子女甚严，蒋梦麟每每进行纠正，以至于宋的儿女一见他便欢欣若狂，终日黏在他身畔，向他请教中小学课本上的问题，蒋不厌其烦地一一进行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