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校（一）

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宣布辞职，当时社会各界发起挽蔡运动，蔡终继续留任，但因时患胃病，便让自己昔年的学生、同乡蒋梦麟作为自己的个人代表，到北大主持校务。蒋梦麟能成为蔡元培的代理人，除汤尔和竭力推荐外，还有如下原因：一、蔡、蒋私人关系密切，蒋为蔡的学生和同乡；二、蒋梦麟时与北大多位教授在上海办《新教育》月刊，而《新教育》的方针是蔡元培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任内提出来的；三、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对蒋梦麟颇为欣赏。

蒋梦麟到北大后，行事极为低调，他首先向教育部和北大教授们说明，自己只是蔡元培的个人代表，是代蔡元培捺捺印子的。蒋的这种低姿态使得北大各方面的力量都颇为满意。法政大学教务长邵裴子称赞蒋梦麟“不独外得众心，而内部亦消灭许多反侧，其发挥力诚足使人起敬也”。

到北大二十日后，蒋梦麟在给张东荪的信中说：“我21日到北京以来，吃了不少的苦，好像以一个人投在蛛网里面，动一动就有蛛子从那屋角里跳出来咬你。唉！若无破釜沉舟的决心，早被吓退了。人人说市中有虎，我说我任凭虎吞了我就罢了；没有吞我以前，我不妨做些做人应该做的事。我记得王守仁有句话：‘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西家儿童不识虎，执策驱虎如驱牛。’……我本了这个精神，向前奋斗，过了半月，诸事已有端倪。……你若来看一看，必以为大学这回并没有经过什么风潮。……”

蒋梦麟认为学校应该是在山林花草鸟鸣虫嘶的天然环境内，他曾请教育部长傅增湘在北京西山为北大多觅些地，以备将来把北大迁到西山去。他还跟清廷商量，希望清室能把圆明园送给北大，他对张东荪说：“这园有四里阔，六里长，有山有泉，是最好的地方。”

蔡元培返校后，在蒋梦麟的协助下，对北大进行体制改革。经蒋建议，北大设立教务、总务两处。总务处是北大的行政中枢，处理学校的行政事务，由蒋自己任总务长；教务处负责教务，由顾孟余担任教务长。校中最高立法机构是评议会，制订各项规程，授予学位，并维持学生风纪。从此，北大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

除北大总务长外，蒋梦麟还兼任文牍、会计部主任、预算委员会会员、聘任委员会委员、学生自治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总务委员会实际上成为北京大学最高行政机关，负责管理全校事务，举凡注册、编制、文牍、咨询、介绍、图书、仪器、出版、校舍、斋务、杂务、会计、卫生等，都是总务长所必须负责管理的事情。

1922，蔡元培赴欧美各国考察，蒋梦麟再度代理北大校长。蒋接到孙中山来信，对北大的各种运动大加奖誉，最后勉励蒋“率领三千子弟，参加革命”。

1923年，蔡元培因罗文干案再度辞职离校，后赴欧洲考察。蒋梦麟援引北大教授连续任教五年可享受出国休假待遇的规定，让北京政府保留了蔡校长一职，蒋第三次代理北大校长，一直到1926年蒋因躲避奉系军阀通缉而逃离北京。之后，北大评议会致函蔡元培，对三年来蒋梦麟主持北大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平心而论，本校学生之程度，本校学生之爱纪律，本校图书仪器之设备，在近三数年间，实际上固俱有显著的进步。”

1925年春天，蒋梦麟到车站迎接病重的孙中山。车到站，刘成禺猛地从车上跳下，抓住蒋的领口喝道：“你好，你们（指北大）养成那么多的共产党员祸国殃民。”蒋说：“麻哥，你胡说。”刘笑道：“小心，共产党都是坏东西啦。”

1930年，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直至抗战胜利，成为北大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蒋梦麟自述：“从民国19年到民国26年的七年间，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