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叹

1917年春，毛泽东向《新青年》杂志投稿。9月，毛与蔡和森等人的一次夜谈中，专门论及陈独秀，谓：“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陈独秀晚景凄凉，为其做传的王森然说：“夫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已动为大教，其余，陈氏之反宗教军阀及孔子主义并赫赫然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相率惊骇而诅之，良不足为怪！顾政见自政见，而人格自人格也，独奈何以政见之不同，党同伐异，莫之能胜，乃密报私隐以陷害之？此村妇相诛之穷技，而不意其出于革命领袖阶级也。造成这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之中国现局，使光明俊伟之人，无以自存于社会，伤之者又不能自富所处之时代。呜呼，如此鸡鸣狗盗，横长权柄，乃国之大哀也。”

1942年陈独秀去世，陈铭枢挽曰：“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鲁迅曾经评价刘半农、陈独秀和胡适的为人。他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着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是紧闭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兵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器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蔡元培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1932年陈独秀被捕，傅斯年为之辩诬，说：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彗星。

李维汉说，他（陈独秀）是我党领导人中，少数几个不搞阴谋的人。

有人说：“在北大常年衣中国武袍者，每油垢斑斑，章行严在甲寅杂志中，记陈氏在东京衣西装，其襟上有蠕蠕动者，问为何物，陈氏徐徐答曰：虱耳。衣上之虱，固偶有之，而虱居衣中不以为意者，现代文人亦只有陈氏，诚可与王荆公后先辉映了。”

毛泽东曾经指出：“陈独秀、王明……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都盲目地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

毛泽东在１９４５年中国共产党“七大”预备会议上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份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1934年，陈独秀的学生王森然得知陈在狱中刻苦读书、潜心著述时，为陈将精力过多放于政治而惋惜道：“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故其学，求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及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其个性过强，凡事均以大无畏不顾一切之精神处理之。无论任何学说，必参己意以研究之，无迷信崇拜之意。故每当大会讨论之际，其意见迭出，精详过人，常使满座震惊奇绝，或拍掌称快，或呆目无言，诚为一代之骄子，当世之怪杰也。惜仍以指挥行动之时多，精心研究学术之时少，虽有专一、有恒、自信之美德，致不能完成其哲学理论之中心，使先生终为政治家不能成为革命理论家，可胜惜哉。”

高语罕在《预挽》中写道：“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对你的死都绝对地沉默，他们不愿(或不能)论你的功罪，他们不愿(或不敢)辨你的黑白，他们想在沉默中，使人忘却你的一切!”

1942年9月，陈中凡写下了长达八千言的《陈独秀先生印象记》，开篇便是哭陈独秀的一首《哀词》，中有句云：“生不遭当世骂，不能开一代风气之先声；死不为天下惜，不足见确尔不拔之坚贞。……口可杜，身可诛，穷坚老壮情不渝!”

王文元评价陈独秀说：“给陈独秀做一个总的评价。照我看来，陈独秀这个人，虽然政治上是失败的，理论上有局限，但是他不仅是现代中国最勇敢的思想家，而且是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