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憾

1937年，陈独秀得知“中国托派中最杰出的女革命者——黎彩莲”逝世的消息时，在给赵济的信中说：“彩莲的死使我很悲伤。一生中我遭遇到这样的事已不算少，可是我从来不曾如此难受过，也许是我老了……”

1938年，王星拱请陈独秀到武汉大学任教，但因陈当时的处境，此事最后不了了之，陈在给陈中凡的信中曾婉转地说出了事情的原委：“武大不便聘我教书，我所学亦无以教人。”

1940年8月初，陈独秀在“延年医院”住院时，其石墙院家中遭窃，其《小学识字教本》书稿及其他尚未出版的书稿被盗。另外，还有他的心爱之物——在武昌时杨鹏升为他所刻的“独秀山民”四字阳文篆书印章也被掠去。9月，陈家失窃案告破，被窃衣物大半追回，但印章及手稿却无法追回。小偷交待，当时打开箱子，见是书稿，怕暴露自己，一把火烧了。

陈家遭窃的次日，陈独秀在给杨鹏升的信中叹道：“弟为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惟坐以待命耳！”

晚年，陈独秀说：“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而“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失败”了；又说：“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

1941年7月，陈独秀听说友人周光午、何之瑜、台静农、魏建功等于屈原祭日聚饮大醉之事后，作一诗赠魏建功曰：“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因手稿被盗，陈独秀只能重新写《小学识字教本》。他去世前，正好注释到“抛”字。陈去世后，其老友朱蕴山赋悼诗云：“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定论老书生。”

晚年，友人劝陈独秀继续写自传，他摇头道：“弟之自传真不是不写，但写也不能出版，如之奈何。”

晚景(一）

1937年9月，在美国的胡适曾为陈独秀联系过一家美国图书公司，请陈到美国去写自传，但陈以“生活很简单不用去美国，也厌烦见生人”为由婉拒。

晚年的陈独秀居无定所。1937年出狱后，先住到学生傅斯年在南京的家中。但抗战爆发，傅举家前往内地，陈便住到学生陈中凡家中。随着抗战的深入，他又移居武汉，后又迁到重庆。

1938年8月3日，陈独秀受留日同学邓仲纯（邓稼先的二伯父）多方寻访，找到陈独秀，一定让陈到自己家中居住。陈遂举家迁徙到重庆市西南的江津县。谁知到达邓家后，邓夫人竟竟以“住房狭小”将他们拒之门外，使他十分难堪，懊丧地说：“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庆矣。”幸蒙同乡旧交方孝远的招待，才在小客栈暂栖下来；７日，又得东门郭家公馆房东同情，挪出楼房一间，住了进去，聊以安身。陈叹道：“出门之难如此。”

次年1月，陈独秀一家迁入邓仲纯开办的“延年医院”后宅。但邓夫人经常对他们恶言相向。邓仲纯之弟邓敬坤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道出了邓夫人厌恶陈独秀的原因：“我那位二嫂是个旧脑筋，过去在北大时便对陈独秀爱逛八大胡同，喜欢拈花惹草的风流作派看不惯，生怕陈把我二哥带坏了，眼下对这一对老夫少妻更是万般厌恶，经常恶言恶语地给他们夫妇难堪。偏偏我二哥惧内又是出了名的，不敢出面制止。”

邓敬坤回忆：“民国二十八年夏天，气候炎热，陈独秀也学着当地人的样，上身啥也不穿，下身只穿条裤衩。几家人挤住在一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像当初在汉口难民所里一样，确实不大方便。有一天，我那平常就很顽皮的六岁小儿子，看到陈独秀秃着脑袋，打着赤膊，觉得好玩，就跑到陈独秀背后去摸他的屁股。这样一来，陈独秀大冒其火，责怪我们邓家的小孩没有教养。我不在家，二哥又在前面给人看病，我二嫂原本心里就有气，此时一听‘没教养’几个字，马上火冒万丈指着陈独秀的鼻子喝骂道：‘你说别人没有教养，你还是先看看你自己吧！六十岁的老头子娶人家年轻轻的大姑娘做老婆，你这算什么教养？大热的天几家人挤住在一起，男男女女一大屋人，你一个老东西赤身露体地在中间走来走去，你这又是什么教养？’……”

陈独秀被骂得目瞪口呆，潘兰珍高声和邓夫人吵了起来，邓仲纯闻声急忙扔下病人，飞步跑进院子，厉声喝斥夫人住口。可邓夫人不依不饶，捶胸顿足地边哭嚎边大骂让他们“滚出去”。陈铁青着脸，瞪着歇斯底里的邓夫人，眼中倏然滚出两滴老泪，怆然道：“不要与她一般见识，兰珍，我们走！”说罢，推搡着潘兰珍往楼上走去。当夜，陈独秀便带着一家老小，离开邓家，住进了三通街的栈房里。

之后，陈独秀遂接受江津资本家邓蝉秋、邓燮康叔侄的帮助，迁居到江津城大西门外30余里的鹤山坪施家大院。此处孩子多，院内嘈杂，不利于陈养病、写作，恰巧陈独秀因偶然机会购得本地前清进士杨鲁承的手稿，杨氏的孙子杨庆馀得知后，邀陈独秀迁居杨宅，并请陈帮助整理杨之遗著。陈独秀应允，于同年8月又迁居杨宅的偏房（石墙院）。此处十分简陋，陈的卧室上无天花板，下即泥土地，且年久失修，雨天常常进水。室内只有两张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衣箱和书箱，以及满地堆积着书。唯一的装饰是书房墙上挂着一张岳飞写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的拓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