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恋（二）

1909年岁暮，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高君曼到安庆姐姐家玩，遇到了姐夫陈独秀。

高君曼时正式双十年华，身材高挑，时装新潮，一头短发，处处显示着新式女性特质。她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思想进步，见识广博，并热爱文学，特别爱读陈独秀发表在各报刊上的作品，对姐夫很是仰崇拜，两人很快坠入情网。

陈独秀与高君曼的恋情遭到陈、高两家的坚决反对，陈独秀的嗣父陈衍庶甚至以“退继”相威胁；岳父高登科则怒火冲天，悔恨择错女婿，对高君曼施加暴力，逼其另嫁。但二人我行我素，毫无畏惧。

1909年年底，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杭州与高君曼宣布结婚。时陈在杭州陆军小学堂任历史、地理教习，佳人新得，意气风发。陈独秀广结文朋诗友，在西子湖畔，与刘季平、沈尹默、马一浮、谢无量等江南文人雅士，诗酒相娱，互相观摩，逸情满怀。而高君曼赢得了友人们的交口称赞，汪孟邹曾夸赞她是“女中豪杰”。陈在《灵隐寺前》一诗中写道：“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桥头日系青骢马，惆怅当年萧九娘。”

1910年，陈独秀给远在南洋的苏曼殊写信，问他：“有奇遇否？有丽句否？” 他得意地对曼殊述及自己的生活：“‘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

高君曼比较向往稳定宁谧的家庭生活，但陈独秀天生就是一个看轻家庭生活的人，走南闯北，屡遭风险，家人也跟着颠沛流离，很难过得上一段安逸的生活。

到北大任教后，陈独秀常逛八大胡同、拈花惹草，高君曼为此和陈独秀吵过，闹过，但无济于事。陈性情暴躁，生活散漫，而高自小就娇生惯养，经常发生口舌之争，甚至发展到相互扑打。高君曼斥陈为无耻之徒，陈独秀则说高是“资本主义”。

1922年，高君曼患上肺结核，经常咯血，无力承担家务，常埋怨陈独秀对她照顾不周，发生口角，总是让汪孟邹去调停。一次，汪孟邹对侄儿汪原放说：“仲翁脾气真不好，暴躁、性急。君曼总是哭、号。其实，陈仲翁是黄茅火性，发起来，不可收拾，过一下，又好了，没事了。君曼也很强，不肯让。（陈独秀）昨夜回来实在太迟，睡不好，今天非睡中觉不行，头昏脑闷的，不能做事啊。”

因为二人争吵对陈独秀的工作有影响，又加上陈之前两度被捕，**中央决定让陈一人隐蔽起来，地址不告诉任何人，包括高君曼。至此，二人分居，很少相见。陈让汪孟邹从《独秀文存》的版税中支付给高君曼生活费，需见面时，则通过汪约见在亚东图书馆。

由于上海物价上涨，高君曼母子的生活日益困难，与陈见面时经常吵架，汪多次劝解无效。1925年10月，为节省生活费，高君曼带着儿子陈鹤年、女儿陈子美，离开上海，住在南京东厂街两座破草屋里。

陈独秀在与高君曼分居后，又有新欢女医生施芝英。同志们都有所感，猜想他一定有个女伴，因此每当他来中央看文件，大家“用话引他泄露秘密，但每次都失败了。话一说到边缘，他便闭口不谈”。

11月13日，陈独秀、高君曼先后来到亚东，但彼此错过。高君曼对汪孟邹说：“我到南京去，为的要省一点。……南京生活程度低，……哪里知道他每月只寄五十元给我了，这不是明明逼我上死路吗？……他倒拿经济接济心爱的人，过天上的好日子。”汪孟邹和汪原放叔侄只好宽慰她：“仲甫太忙，也没有办法。党里事务繁多，他哪有功夫问家。”此次离别，成为二人永诀。

到南京仅半年余，高君曼手头的钱便用完了，生活困难的高君曼只好求助于安徽同乡会，被介绍到水西门内柳叶街上机坊同业行会当办事员。虽然她工作勤恳负责，兢兢业业，但仍受排挤。年余后，高君曼经东南大学汪东介绍，去珠宝廊省赈灾委员会当抄写员。她写得一笔蝇头小楷，工整娟秀，工作又负责，收入虽低但较稳定，得以供养儿女读书。几年后，她积劳成疾，又缺钱治病，只得回家休养。

1930年，高晓岚在安庆老家病故。高君曼带着儿女回乡奔丧，身体更加恶化，又发现患了子宫癌。第二年，她在南京病逝，年仅45岁。高君曼逝世时，仅子女随侍在侧，陈独秀老友潘赞化为之料理丧事，草草营葬尽朋友之责，葬于南京清凉山向阳的高坡上。

1992年，高君曼的长孙女陈祯祥按照父亲的描述，到南京找到了祖母的墓地，并于次年挖开坟墓进行，请江苏省公丨安丨厅的法医进行鉴定，证实确为高君曼之墓。之后，陈将祖母遗骸迁葬雨花台附近的黄金山墓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