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诞

陈独秀反对旧道德，在他参与起草的《安徽爱国社拟章》中有“戒烟、嫖、赌一切嗜好”的戒约；他在《国民日日报》时期曾与友人朱茂云有隙，并在《惨世界》的译稿对之也有影射，原因之一是朱迷于狎邪。但陈自己却不戒嫖赌，性好狎邪游。

有人回忆：“陈（独秀）在北京常踽踽独行，偶过八大胡同，入妓院小坐，与默然相对数分钟，出五倍茶资而去，妓笑为疯子，亦不以为杵，真参透游戏三昧之旨者矣。”

蔡元培发起进德会，倡导“不嫖不赌不纳妾”。陈独秀亦加入其中，但他仍流连八大胡同。时北京某报报道，说某日陈因与人争风吃醋“抓伤某妓下部”，一时议论纷纷。有一个叫张元奇的国会议员向国会提出对教育部长傅增湘和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弹劾，原因之一就是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私生活问题。蔡元培最终采纳了汤尔和的建议，免去陈文科学长一职。汤尔和的日记中记载，此后汤、陈二人在路上相遇，陈独秀“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

16年后，胡适一针见血地指出：“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

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时，一天，典狱长将濮清泉提去，濮见典狱长面色严肃且带怒容，不知出了何事。典狱长开口道：“陈先生在我们这里，我们没有把他当作犯人看待，上面叫我们优待，我们也尽量给他以优待命；但陈先生近来忘记了他在坐监狱，把我们这里当做旅馆，这是使我们很为难的。”濮问道：“究竟出了什么事，请你直说吧。”他说：“你可知道有个姓潘的女士经常来看望陈先生？根据看守人的报告，说陈先生和那个姓潘的女士，在他的监房里发生过肉体关系，这怎么行呢？”濮说：“怕不会吧？请你再调查一下。”他说：“调查过了，千真万确，不瞒你说，当年我也是崇拜陈先生的一人，以为他的道德文章可以做青年模范，现在看来，他的文章虽好，道德有限。你告诉他，往后请他自爱一点。”濮唯唯而退。

濮清泉将典狱长的话告诉了陈独秀，陈神色自若，毫无赧颜。濮愤然质问道：“你这个人在政治、思想一切方面都非常偏激，在行为方面也很乖张。一个政党的首脑，这样对待生活，对吗？外面小报上说你不以嫖妓为耻反以为荣，确有此事吗？”陈最初默无一言，似有愧色，但听到小报所说，他怒道：“大报造大谣，小报造小谣，你怎么信它？这是私人生活，不用别人管。”濮说：“你是一个政党领袖，对妇女问题，没有正确而严肃的态度行吗？”陈自知理屈，沉默良久，然后说道：“在建党以前，在这方面，我是放荡不羁的，可是建党以后，我就深自检点没有胡来了。”濮反问道：“那么这位潘女士从哪点来的呢？”陈说：“难道我不能有个伴侣吗？”

激赏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听沈尹默等介绍陈独秀，便有意请陈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他差不多每天都去亚东图书馆拜访陈，有时去得很早，陈还没有起来。他便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张凳子让他坐在房门口等候就行。陈起初拒绝，说自己正在办杂志，蔡说：“那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好了。”于是，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到北大后，黄侃、马裕藻很不高兴，抱怨道：“陈独秀不过能写点笔记文，怎么能作文科学长。”蔡元培说：“仲甫精通训诂音韵之学，如何做不得学长？”

陈独秀被捕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曾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在刘季平处看到沈尹默的一首五言古诗，第二天便到沈宅拜访，一进门就大声说道：“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沈觉得此话虽刺耳，但却是事实，从此便发奋研究起书法来，日后成为民国知名的书法大家，与“草圣”于右任并称为“南沈北于”。

50年代中期，沈尹默应《新民晚报》约稿撰写《书法漫谈》一文，文中提到陈独秀对其激励一事，报社编辑以为陈的名字不见报为妥，提出删去此段，沈怒道：“没有陈独秀的批评，我就达不到今天的水平。宁可稿子收回不发表，决不让步。”最后编辑将陈独秀的名字改为“陈姓朋友”作为变通，这才发表。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陈独秀对当时的教育部长章士钊十分气愤，写信对章说，“我和你绝交”。但1932年陈被捕入狱，章士钊自荐为陈辩护，来到南京后，章赋诗称赞陈道：“王气只今收六代，世家无碍贯三孙。廿载浪迹伤重到，此辈青流那足论？独有故人陈仲子，聊将糟李款牢门。”

陈独秀在狱中，开始着手写传记《实庵自传》。《宇宙风》得到自传的前两章后，大登广告，称之为“传记文学之瑰宝”，并在编辑后记中宣传说：“陈独秀先生除为本刊写自传（第五十期起登）外，还俯允经常撰文，可望每期都有。陈先生是文化导师，文坛名宿，搁笔久矣，现蒙为本刊撰文，实不特本刊之幸也。”但令人惋惜的是，陈写完自传的前两章即出狱，之后再未动笔。

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远在墨西哥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可能会暗杀陈，他对陈很是担心，几次三番致函李福仁，让李设法将陈送到国外。

陈独秀入狱后，陈在北大的学生、时任国民党少将的杨鹏升经常去狱中探望，陈晚年居四川，杨更是对陈多方照顾、接济，连陈平日用的特制的信封、信笺都是杨为其出资印制。1954年，杨因与陈独秀的关系被以残余历史反革命判刑20年，于12年后病死狱中。

陈独秀去世后，有一位不曾与陈独秀见过一面的董退思致函高语罕说：“鄙人与陈先生素不相识，兼因政治与文学均为门外汉之故，亦少读陈先生之文章。但鄙人对于陈先生，则极其钦佩。窃尝谓一般所谓革命家者，不成功，即成仁。成功者则富贵功名，生荣死哀；不成功者，死后亦往往有政府褒扬，社会追悼。陈先生无一于此，一生清苦，寂事以死，然而惟其如此，乃属难能可贵。‘独’之一字，陈先生足以当之!”还随信汇来500元丧费。但陈独秀家属遵从陈生前遗志，不敢收授，仍由高语罕归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