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二）

陈独秀对中共称其为汉奸是十分震怒，曾给友人写信道：“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账，此无他也。”

1939年，周恩来、朱蕴山等人到江津劝陈独秀去延安，当时中国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但陈拒绝了。他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结果而散。”结果不欢而散。

到1940年，陈独秀对汉奸事件仍耿耿于怀，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彼等（即指中共中央）对弟造谣诬蔑无所不至，真是无理取闹。”得知周恩来抵达成都的消息后，陈致函询问杨鹏升是否曾与周接触并谈话，并说：“此人比其他妄人稍通情理，然亦为群小劫持，不能自拔也。彼等对弟造谣诬蔑，无所不至。真无理取闹！”

陈独秀在南京时，周佛海和陈公博主张对日妥协，他们常召集一批人在周氏官邸讨论对日方针，被称为低调俱乐部。陈独秀碍于情面，也被周拉来参加讨论，但陈总是以沉默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

蒋介石曾请教育部长朱家骅出面游说陈独秀，希望陈组织一个“新共党”，表示愿意资助10万元经费，同时，在国民参政会上，还为他组织的新共产党保留五个名额。蒋介石还有意请陈独秀出任劳动部长。对此，陈独秀都一一拒绝，他对友人说：“蒋介石想教我装点门面当他的走卒，真是异想天开。”

1938年4月，陈独秀被中共指为汉奸，趁着陈对中共的愤恨，张国焘说出了自己组织新共产党的想法，并希望得到陈独秀的支持与合作。然而陈独秀对此非常冷淡，一口回绝了张国焘的拉拢。事后，陈独秀向包惠僧提起此事说：“张国焘想拉我，我对他说我没有这个能耐。”

此时，任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委员的谭平山，也找到陈独秀要求共同组织第三党，陈独秀也断然拒绝了。

陈独秀曾发表声明说：“我经过长期入狱和战争中的交通梗塞，中国是否还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我在南京和剑英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意为任何党派所拘束。”

嬗变

少时，陈独秀在南京参加乡试，考场中，一位来自徐州的大胖子考生，将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考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边走边将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一拍大腿，跷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这个近乎发疯的考生给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独秀后来说：“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在这一两个钟头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梁康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在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对我有意外收益！”

陈独秀与参加考试时认识的皖省维新派人士汪希颜、汪孟邹等人交往密切，“谈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灿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并与“一辈后生小子”，对康有为受到的攻击，“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中为康先生辩护”，遂被乡里瞀儒指“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

在日本留学的陈独秀与革命党人邹容、张继等人交往，渐渐趋向革命。

陈独秀早年参加了革命党的暗杀团，但12年后的1917年，陈在《论暗杀》一文中批评，从事暗杀活动的人“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可以造成社会的恶阶级的恶，可以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的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因此，……我敢说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

陈独秀在《每周评论》4号上批评十月革命“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但不久之后的1919年4月20日，陈即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说道：“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有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行的大关键。”

第一次被捕入狱后，陈独秀对基督教产生了好感，出狱后，他写了《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一改一贯的反宗教立场，转而推崇基督教的“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和“平等的博爱精神”。到中共一大召开后，陈对基督教再次产生怀疑，说：“综观基督教教会底历史，过去的横暴和现在的堕落……实在没有什么庄严神圣可言。”

1929 年春天，陈独秀的外甥吴继严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向陈独秀介绍了托洛茨基。之后，陈又读到了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文稿，发现托氏的观点与自己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通过与同尹宽、彭述之、汪泽楷等人反复讨论，大约经过三、四个月的思考，到这年秋天，陈独秀基本上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

晚年，陈独秀在给友人郑学稼的一封信中说：“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本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之价值，……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鄙见很难得人赞同。读来书‘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为孪生儿’之说，不禁拍掌大悦！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在另一封信中说，陈独秀坦言：“近作……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包含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二十年的教训，……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

陈独秀还对邓仲纯说：“冯玉祥倒过袁世凯，杀过吴佩孚的回马枪，囚禁过曹锟，驱逐过傅作义，反过蒋介石，人称倒戈将军。我和这位将军有些类似，一生就会作反对派，从反满清一直到反蒋介石。”

1949年4月14日，胡适离开大陆时，在太平洋一只船上为《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写了“序言”，称陈的这些“独立思想”“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并将该书书名改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

1977年，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召开的“陈独秀先生座谈会”，建议：“编印更完备的陈氏的‘最后见解’，并译成外文，广为流传（包括空投或邮寄共党统治区），使国人与世人认识这位曾是共产党领袖的中国知识分子怎样经过沉思熟虑的痛苦经验，彻底否定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