囹圄（三）

陈独秀被公审时，需要请辩护律师。陈说：“我是一个穷措大，没钱。”消息传出，章士钊、张耀曾、董康、郑毓秀、彭望邺、吴之屏、汪有龄、郭蔚然等名律师都自告奋勇愿做义务辩护人,最后陈独秀选择了章士钊作辩护人。

陈独秀的自撰《辩诉状》写出后，上海各报慑于国民党的高压，只字不敢刊载，独有《申报》别出心裁，在《地方通讯》栏内用“苏州通讯”的形式发表了《辩诉状》的要点。

陈独秀入狱后，仍与狱外托派组织保持联系。郑超鳞的妻子刘静贞自告奋勇担任交通员，奔走于上海南京之间，每月一次，从未间断。据刘静贞说，有时搜查甚严，有时也马虎一点，她总是把文件扎在月经带上，使他们无法搜查。

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为收押陈独秀这个大人物，特申请了很大一笔款，把他住的牢房翻修一新。起初，监狱看管甚严，不许他看书看报，也不许探监。陈抗议道：“你们执行恶法，我拼老命也要反抗。”典狱长说：“恶法胜于无法。”陈独秀说：“恶法就要打倒。”典狱长说：“我无权打倒它。”陈破口大骂，并以绝食抗议。狱方终于屈服，三不准变成了三允许，陈独秀就把牢房变成了图书室和会客室。

陈独秀住的是单身牢房，每日接见亲友，从不间断，且牢房里破例放置了两个大书架，允许陈的朋友从狱外带进书籍，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方便陈读书写作。从1934年开始，陈的女友潘兰珍移居南京，经狱方许可，每天上午9点至下午5点，到狱中照顾陈生活。因其有病，狱方同意在治病之外，同狱的濮清泉和罗世藩每周可去做一次看护，发病时则不受此限。

陈独秀的友人们从各个方面对陈进行帮助：蔡元培主要是对陈作政治营救；高语罕主要是帮助陈处理上海的家庭事务；章士钊除为陈辩护之外，还介绍医生为之看病；汪原放主要是为陈寻找和寄送他所开列的各种书籍；陈的学生、时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政务处长的段锡朋在陈被捕后就前来探监，为陈带出给其他友人的信件，多次赠送衣物食品，后来潘兰珍来南京，也是借住在段家；陈公博、蒋梦麟、杨亮功等人也前来探望，赠衣送食。

1936年，托派陈其昌希望能将与左联发生龃龉的鲁迅拉入托派阵营，曾写信给鲁迅，支持其反对周扬。鲁迅对陈其昌极为不屑，在公开信中对其嘲讽一番。陈独秀得知后，在狱中写信责问托派，为什么对鲁迅发生幻想，说：“鲁迅之于共产党，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

一天，国民党教育部政务处长段锡朋到监狱拜望陈独秀。段锡朋等表示，将努力与政府周旋，以期早日保释他出狱，陈答：“我现在虽然是有期徒刑，实际上是无期徒刑。我现在年事已高，哪能等期满出狱呢？现在我真不愿出去，那有象这个地方清静安适。”段又问他是否需要冬季御寒的棉衣，他又十分开心地说：“我先后收到送我的皮袍有十四件之多，正苦无法遣送呢。”

抗战爆发后，日军空袭南京，陈独秀狱室被炸塌。胡适恰好正在南京参加庐山谈话会，听说后大急，会同张伯苓、陈中凡等人多方奔走呼吁，要求释放陈独秀。胡适还写信给汪精卫，请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8月21日（距离狱室被炸8天），司法院院长居正将《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呈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林森当日即批准呈文，向司法院发出了《国民政府指令》，司法院旋即又给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发出“训令”，司法行政部马上在报上刊登释放陈独秀的明令，整个过程竟然在一日内完成。于是陈独秀获释出狱。

陈独秀出狱时，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丁默邨（原共产党员）来到狱所。丁对陈说：奉上级之命，备有专车，接陈独秀及其夫人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去住。陈坚决拒绝了，并向丁表示，他已接受了傅斯年的邀请到他家暂时安身，丁只有叹息作罢。

陈独秀出狱的当天，天津的《大公报》发表了题为《陈独秀减刑》的短评，对他的出狱寄予了厚望：“当国家大危难之际，大家的思想和行动都已统一在一个情绪之下，对日抗战之外，再无其他问题。我们欢迎这位老斗士出狱，为他的祖国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