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务（二）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办刊物《革命》月刊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后，也想在共产党的刊物《向导》发表此文，遭到了陈独秀的拒绝。10多年后，毛泽东于1936年对斯诺说：“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分道扬镳了……”
1926年1月上旬开始，陈独秀突然不来中央看文件了。因没有人知道他的住址，无从寻找。中央常委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恐慌起来，大家猜想陈肯定被秘密处死了。张国焘还说：“老头子（指陈独秀）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个下场。”说着快要哭出来了。
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两个顶重要的问题：一是陈独秀已经月余与中央隔绝消息，二是关于北伐问题。会议刚开始，便接到陈独秀自上海发来的电报，说：“已经能扶病视事。”原来他得了伤寒病，住进了医院。
在北伐问题上，陈独秀刚开始赞成，后经维经斯基苦劝，表示反对。陈个人认为，北伐的时机并未成熟，而且北伐结果必然造成一个新军阀。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瞿秋白四人讨论北伐问题时，陈、彭不赞成北伐，张、瞿主张北伐。两票对两票，结果陈拍了桌子，张才表示反对北伐。但由于共产国际支持北伐，所以陈最终还是决定参与北伐。
周恩来回忆，是年6月，苏联军事顾问加伦问陈延年：“在北伐中，我们是帮助蒋介石，还是削弱蒋介石?”陈延年请周恩来去上海请示中央局。当时陈独秀正卧病在床，并不作正面回答，而是让他们开会决议。会议由张国焘主持。彭述之主张在北伐中削弱蒋介石，张国焘则认为共产国际的意见是创造有利北伐的形势，如果在北伐战争中削弱蒋介石，就不利北伐形势。最后，张国焘说主张在北伐战争中，对蒋的方针是既反对又不反对。这个决议就这样通过了。
中山舰事件后，苏共援助国民党的一批武器刚好运抵广州。陈独秀让彭述之去找鲍罗廷要5000条枪，好武装广东农民，以防分裂，鲍罗廷一口拒绝：“武装农民不但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甚至还说：“现在是共产党应当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
陈独秀在上海指挥过多次罢工运动，常常于深夜到工运干部家中开会商讨罢工运动事宜。向警予回忆说，有一天晚上，夜很深了会才开完。大家走在弄堂里，陈一面走，一面说：“他那个三番没有和成，真可惜，已经听张了，七条一定有，但总不出来……”直到看弄堂的开了铁门放大家出去之后，陈才不再谈牌经以为掩护。
1927年4月4日，陈独秀与汪精卫联名发表《汪陈宣言》，宣言为陈所起草，汪签字后，周恩来拿回来让陈签。文件上汪的名字签在后面，前面留了许多空白，意思是让陈将名字签在前面的。但陈独秀拿还是把他的名字签在汪的名字后面。宣言发表后，陈独秀对郑超麟说：“大报上好久没有登载我的文字了！”
陈独秀希望通过与汪精卫合作，而达到抑制蒋介石的目的，这也是共产国际的意思。但农民运动中，一些农民押着唐生智母亲游街，农协还扣留了政府的粮米，汪精卫、唐生智等人质问陈独秀：“民众为何侮辱我家人？”陈独秀不能对。
为了向汪示好，陈独秀与鲍罗廷商议，讨论通过了取缔一切“过火的”工农运动的决议，而且随后召开的五大，竟然破天荒地邀请了汪精卫、谭延闿、徐谦、孙科等国民党人列席。
既然开心，就多贴一段
党务（三）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停止了陈独秀等人的工作。鲍罗廷曾建议陈独秀等人赴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陈表示拒绝，他说：“我所受国际机会主义的训练已经受够了，以前因为接受国际意见，而做了许多错误。”
张国焘回忆，1927年7月2日，瞿秋白自庐山回武汉后对他说，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交代。中共虽然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失败的责任，所以只能由中共中央来负担起这个责任。瞿又表示，如果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那么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随后，共产国际派代表罗明那兹与纽曼来华指导中国革命，宣布陈独秀不能再任总书记，甚至还要受到开除党籍的处理。
此时汪精卫也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陈独秀只能化装成苦力，隐匿在武汉的一家由中共秘密开设的纸行的小阁楼上。而中共方面则在对陈进行批判，罗明那兹到武汉后召开的几次会议，都未通知陈独秀参加。８月４日，罗明那兹与纽曼在长沙召集中共湖南临时省委会议，竟要求与会者签名赞同打倒陈独秀。代理书记易礼容表示反对，认为革命失败的原因不能归咎于陈一个人，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也有份。会议开到第二天早晨，无功而散。会后，党中央解除了易礼容的书记职务。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有人主张邀陈独秀参加会议，遭到了罗明那兹的反对。此次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至此，陈独秀实际上被撤销了党的总书记之职。陈独秀说：“我做了斯大林的替罪羔羊。”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痛苦地自我反省道：“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固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实感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
汪原放回忆，1927年夏天，陈独秀次子陈乔年来找他，说陈要见他。他随乔年来到了一条深巷里的一楼一底的房前，见门口摆着一张竹床，一个人面孔朝屋里，头靠着门，躺在床上，赤着膊，肩上披着一条粗夏布的大围巾，手里拿着把芭蕉扇。等他们两人走进屋里，躺在竹床上的人坐起身来说：“来了。”这时汪才认出这是陈独秀。陈让汪安排他到上海去，９月上旬，陈独秀由黄文容、汪原放、啸青陪同，乘船顺长江而下赴上海。四人包了一个官舱，陈独秀扮作病人，戴上风帽，睡在上铺，连吃饭也在舱里。船靠码头时，他们关起门来装作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