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

一次，在私塾读书的郁达夫的二哥逃学，郁达夫不知道母亲已经发现了，还继续替哥哥隐瞒。母亲拿出砧板菜刀，一边揪着二儿子，一手操刀把砧板剁得咚咚响，并要郁达夫在旁边跪下，说是“包庇不告者同罪”。从此，郁达夫兄弟俩再也不敢逃学，也不敢“知情不报”了。

1907年，富阳县立小学成立后，11岁的郁达夫到该校就读，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学生。他聪敏好学，各科平均成绩均在80分以上，除了他，全校只有四名学生取得这样的成绩。学堂堂长和知县知道后，特准郁达夫等五人连跳两级。这件事，在富阳县轰动一时。

由富阳乡下转到杭州中学的第一年，某天，郁达夫去旧书铺闲逛的时候，忍受不了店员的白眼，一气之下买了黄仲则的《两当轩集》。正是黄仲则的诗，引领他进入旧诗的殿堂。

1912 年，郁达夫进入美国长老会办的教会学校育英书院读书。到该校后，郁很是失望，因为“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是祷告，吃饭又是祷告；平时9点到10点是最重要的礼拜仪式，末了又是一篇祷告。……礼拜天的上午，除得了重病，不能行动者外，谁也要去做半天礼拜”。郁达夫称之为“叩头虫似的学校生活”。

1913 年，在日本的郁达夫进入正则补习学校补习中学课程，晚上则进夜校学习3个小时的日语。他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到附近的一所神社草地上高声朗读日文；从夜校回来后，学习到深夜，有时读到凌晨5点。他每天只能吃两角钱的午餐和晚餐，步行去上学，以至于皮鞋的前后都开了口。下雪天，他还只穿着一套在上海做的夹呢学生装，冻得难受，就一路跑着去学校以抵御严寒，幸好一位在日本留学的同乡送给他一件陆军的制服，捱过了一个冬天。

1919年秋，郁达夫回国参加外交官考试，他精通日、英、德三门外语，文章做得很好，但结果却未被录取。后来打听得知，上次考试录取的许多考生都是花钱买通了考官，郁激愤难平，在某清王府的花园墙壁上题诗一首，署名“江南一布衣”。不久，郁又参加了国民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由于被录取的人早已由政府内定，考试只是走个过场，郁自然又名落孙山。之后，他对从政彻底失望，回到日本继续学业。回到东京不久，他将考场上用的一个伴随多年的铜制砚台送给了日本友人富长蝶如，以示断绝应试从政的念想。

教学

1923年10月，郁达夫到北大任讲师，讲授统计学课程。学生樊弘回忆：“郁达夫上第一堂统计学课时就说，我们这门课是统计学，你们选了这门课，欢迎前来听课，但也可以不来听课，至于期终成绩呢，大家都会得到优良成绩的。”

当时的北大学生冯至回忆：“上课钟响了，郁达夫走上讲台，……说：‘陈启修（注：在郁达夫之前讲授统计学课程，是郁留日时的同学，推荐郁到北大任教）先生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们讲的是从同一个老师那里得来的，所以讲的内容不会有什么不同。’说得那样坦率，我感到惊奇。……这对于那些一本正经、求知若渴的经济系同学无异泼了一盆冷水。而且刚过了半个钟头，他就提前下课了，许多听者的脸上显露出失望的神情。”

郁达夫在北大过得并不开心，1925年2月，他离开北大。他在写给郭沫若和成仿吾的信中说：“我一拿到讲义稿，或看到第二天不得不去上课的时间表的时候，胸里忽而会咽上一口气来，正如酒醉的人，打转饱嗝来的样子。”“精神物质，两无可观，萎靡颓废，正如半空中的雨滴，只是沉沉落坠。”

陈翔鹤回忆说，郁达夫曾在他面前发牢骚：“谁高兴上课，马马胡胡的。你以为我教的是文学吗？不是的，是‘统计学’。统什么计，真是无聊之极！”

在杭州时，郁达夫应之江大学的邀请，到该校讲“文学批评”课程，每周三个小时。每次上课前，他总是认真备课，到处搜寻参考书。一两个月后，他苦笑着对静闻说：“我做这个生意太赔本了！”静闻奇怪的问为什么，他答：“三个钟头的功课，足足要花去我三天时间。一天消费在讲书和来往的道路上，两天花费在准备功课上。”

温梓川回忆，郁达夫到之江大学仅任教一个学期。选修此课程的仅二十余人，但来听课的学生足足挤满了一个教室。第一次上课，“他穿着一袭派力司的长衫，一双反底鞋，拎着一包袱沉重的西书，精神局促得近于扭捏，连讲话的声音都有点嗫嚅，好久好久才恢复常态，但如遇学生有所质疑，他的脸上又绯红起来，绯红到看不见烟容。后来学生渐次了解了他的性格，也就尽量不发问了。”他每次带来借给学生的书，大部分是德文的，如果是英文的也是冷僻的居多。在离第一学期结束还有一个月的时候，他失踪了，第二学期也没有再上课。

郁达夫到浙江省立图书馆演讲，走上讲台后，他看着底下挤满的听众，说：“今天诸位恐怕有许多是要来‘瞻仰’我的‘风采’的。可是你们见了我这副‘尊容’，就不免大大失望了。”台下一阵大笑，震动屋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