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好

郁达夫嗜酒，他的日记中，隔三岔五就有“喝酒三坛大醉”之语，在火车上也是手不释杯。他说：“不晓得什么地方听见过一位俄国的革命家说，我们若想得着生命的安定，于皈依宗教，实行革命，痛饮酒精的三件事情中，总得拣一件干干。头上的两件，我都已没有能力去干了，那么第三件对我最为适宜……”

黎锦明回忆，他与郁达夫同船去广州，郁害怕晕船，非到极度疲乏，否则不肯入睡，整日坐在会餐间的桌边，不停喝啤酒，一边给什么人写信，但写一页，撕掉一页，“彷佛一个急躁的人初学写诗一样”。开船第一天，郁喝了7瓶啤酒，船到广州前，他一共喝了15瓶啤酒。

静闻回忆，在杭州时，郁达夫常常写字换酒，他的绍兴酒大都是这么得来的。

郁达夫和王映霞婚后不久，寒冬12月的一天。楼适夷来请郁洗澡。虽然郁达夫答应了王映霞早去早回，却是彻夜不归。外面冰天雪地，当时王怀着身孕，等郁不归，只能合衣而卧。天刚黎明，王听到紧急的叩门声，一个陌生人扶着满身冰雪的郁达夫跌跌撞撞走进屋内。到了下午，郁才有了知觉，神智才清醒。原来他醉倒在嘉禾里街口上，拥着冰雪睡了半夜，一件皮袍子冻成了毡块。王映霞从此立下“禁令”：凡是约郁达夫出去吃饭或喝酒，必须负责将他送回家，如果没有人保证的话，就不许他出门。但不久，郁达夫又瞒着王映霞，偷偷出去喝酒了。

郁达夫约唐弢一起到酒馆喝酒，唐不会喝酒，只能陪他聊天，吃花生米。郁达夫便说这是罚唐受苦刑。

楼适夷在普陀山巧遇郁达夫夫妇，他回忆：“达夫的特点是每天都得大喝一场。天气热，喝的是啤酒，他一下子可以灌下六瓶，可把别人吓坏了，即使是喝清水，也没那么大容量的肚子吧。达夫说：‘没关系，喝到半场，跑出去小便一次，又可以再喝了。”

在福建省政府里工作时，郁达夫每天下午才去上班，去时必拎两瓶黄酒置于案头，一边喝一边办公。

抗战时期，郁达夫流亡苏门达腊，开设了一家酒厂，生产他命名为“双清”、“初恋”的两种酒，销量还不错。据说他故意把酒的度数酿得很高，而他自己则滴酒不沾，他说要以此来毒害当地日本驻军的身体。

郁飞曾回忆父亲的好酒与好书：“父亲嗜好的烟酒和书籍在这天南一角更是方便而多样。欧美的好烟名酒多而便宜（新加坡不征关税），书籍也是古今中外皆可买到。两万多册藏书在杭州沦陷于敌手，他还是每到一地就置备起备查的或爱读的中外书籍，抵星的第二天，女记者李葆真来访时就见到他抱了一大包外国书回旅社，为价廉物美而喜笑颜开。此后数年间他堆积起满房书籍，到烽烟中仓皇出走时当然一册也带不走。”

郁达夫好藏书。1909年，13岁的郁达夫从嘉兴回乡，路过杭州，没有去观赏湖光山色，而是用仅剩的一点钱买了一大堆旧书。从此，他养成了买书的习惯，并将这一习惯保持了一生。

在新加坡，郁达夫买了三千册英文书。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看中文书？连一本《辞源》也不买？”郁说：“9岁会作诗，18岁赴日留学，读的中文书数以万计，专攻过《辞源》，现在应该多读英文书了。”

新加坡即将沦陷时，大家决定撤离到苏门答腊，约定第二天凌晨集合。郁达夫来得很早，一手拎着一个皮箱，一手拿着装日用杂物的手提包，大约是夜不成寐，脸色苍白，眼里布满红丝，苦笑道：“又把万卷藏书丢了，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杭州‘风雨茅庐’的三万卷藏书!”

在苏门答腊，郁达夫把宪兵队没收的被视为废品的荷兰人、欧洲人的书籍都搬到自己家中。郁在杭州“风雨茅庐”的藏书和新加坡的藏书都丢失了，这时突然出现这许多意外的“财富”，他很是高兴，特地让张楚琨上家里参观他的新“财富”：有英文的、德文的、法文的、荷兰文的、印尼文的，整整齐齐摆在日军没收来的极为精致的书柜内。他指着一套精装的英文书对张说：“这是莎士比亚全集，多漂亮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