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我一直在纳闷，这相隔十二年的老友重逢，一点不像我想的。只如同被一位相识首长客气地接见，难道爸爸妈妈那些美好的回忆，都是幼稚的错觉？那暖融融大房间里的冷漠气象，嵌在我记忆里永远无法抹去。”
沈从文在致友人的信中也流露出对丁玲的不满：“相熟三十年朋友，不仅将如陌生，甚至于且从疏离而成忌误。”但沈困难时，还是向丁玲借过钱。1952年，沈从文填写《博物馆工作人员交代社会关系表》时，将丁玲列为“个别友谊好的”朋友。
林斤澜回忆过一件小事：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期间的一个作家联谊会上，他同时见到了沈和丁。那时许多人都不与丁玲交谈，使她显得孤单落寞。只有老舍的几句问候使她显得格外兴奋。沈从文同以往一样坐在角落里不说话。但会后，在丁玲等公共汽车时，沈从文急急忙忙赶来，林不便太接近二人，所以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只见沈脸带笑容，关切地看着丁玲，热情地谈着什么。丁玲则始终板着面孔，眼睛不时望着别处，一扫同老舍说话时的兴奋劲儿，似乎不大愿意与沈从文交谈。后来，沈从文一个人离开车站，走回家去。
1980年，丁玲发表了《也频与革命》一文，文中声称自己四、五个月前终于看到了沈从文写的《记胡也频》、《记丁玲》两文，她写道：“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乱编……类似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甚至谩骂沈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
丁玲说：“我被捕后，有一年沈从文又到了常德。有两个文学青年，也是他的崇拜者去看他，并告诉他我母亲在常德，问他要不要去看望。他说没时间了，不去了。这两个青年很气愤，将情况如实告诉了我母亲，认为他太不够朋友了。等到后来我母亲将这一情况告诉我之后，我也很生气，这叫什么朋友？建国前夕，我回到了北京，雪峰同志告诉我，我被捕后，他曾找到沈从文，恳求他出面保我出狱，一切费用由党负担，但却遭到了沈从文的断然拒绝，他表示不能插手这件事了。这就说明，沈从文怕得要命。而他写什么《记丁玲》，好像和我友谊多么深厚，纯粹是伪君子。通过这两件事，我实在不愿再理他了。但是，我还是和陈明一起去看了他一趟。当时，他很害怕。我们告诉他：***不会杀你的，怕什么？”
吴泰昌回忆，丁玲的文章见报后，沈从文的学生、《诗刊》编辑部主任邵燕祥让吴去告诉沈，请沈写文章辩驳。吴转告邵的话后，沈表情严肃，带着几分压抑，张兆和激动地在一旁说：“没有什么好说，没有什么好写。”
1981年，丁玲在湖南文联演讲，说沈从文是反动作家，沈的学生王亚蓉很生气，要写文章反驳，沈说：“她那么大年龄了，又有病，随她去吧，她这些年也没少受罪。”直至辞世，沈从文都没有写文章为自己辩护。
王亚蓉回忆，范曾从中央美院毕业时，因为得罪了国画系主任叶浅予，毕业分配被发往边寨，他托人带信给沈从文，向沈求助。从不求人的沈为了范，找美院院长朱丹和叶浅予求情，未果，于是借总理***指示服饰图录课题，将范曾调到身边，协助自己工作，范曾得以留在北京。
文丨革丨开始后，作为沈从文助手的范曾写大字报揭发沈。范说沈：“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沈看后说了八个字：“十分痛苦，巨大震动。”
沈从文在《表态之一——一张大字报》中写道：“范曾揭发我对群众最有煽动性……说是丁玲、萧乾、黄苗子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个小型裴多菲俱乐部。事实上……我家……客人十分稀少，除了三两家亲戚，根本就少和人往来。来的次数最多的大致便是范曾夫妇，向我借书主要也只有你夫妇。……即便如此，我还是对范曾同志十分感谢，因为他教育了我，懂事一点，什么是‘损人利己’，可说似乎收获之一。”
大字报虽让沈从文对范曾不满，但直接导致二人失和的却是文丨革丨末期的一件事。1975年夏天，沈从文带着王亚蓉到历史博物馆，当时范曾正在画诸葛亮像，看见沈进来，他没有言声。沈从文告诉他，不要照课本上临摹，因为上面的纶巾不大对，让他研究一下纶巾的式样。不料，范却“背靠旧沙发，翘着二郎腿上下抖动着，夹着香烟的左手冲沈先生边点辍着边说”：“你不要在这指指点点，你那套行不通了！”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沈气得面红耳赤，手微微发抖。
黄能馥、陈娟娟夫妻的回忆略有不同，他们记得那是冬天，范曾画的是屈原像。沈从文在大雪中走了一个小时到黄家，气得眼睛红红的，一进门就讲了这件事情，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吃晚饭的时候，沈还说：“好心带他，不认人。”
沈从文在写给汪曾祺的信中，则说范曾当时画的是商鞅，带着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间上殿议事。沈善意地告诉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范曾“恼羞成怒”：“你过时了，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
沈从文怒气难平，事后曾给范曾写过一封绝交信，历数范到博物馆及文丨革丨中的种种，但此信是否发出，不得而知。之后，沈又在给学生汪曾祺的信中提及此事，说范是现代的“中山狼”。
范曾晚年，忆及沈从文的知遇之恩，心存感激。他说，当年他写信托人带给沈，说自己希望到历史博物馆工作。沈收到信后，立即为他办理手续，偶遇阻遏，沈便表示，公家拿不出薪金，他愿本人给范发工资。沈与郭沫若有宿怨，但明知郭欣赏范，却并不因此而对范有任何埋怨。范曾晚年在自述中，说文丨革丨中给沈从文写大字报是出于无奈，每思及此，便觉内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