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葛

1931年，萧乾采访沈从文，初次见面沈就请他下馆子，当他见到沈用毛笔在纸上写下所点菜名，字迹极其秀逸，就要求把纸留给他。沈从文说：“要它干吗？以后我会给你写信的，写很长的信。”之后，萧乾果然收到了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的很多长信。

萧乾是在沈从文的引导下走上了文学之路，沈从文帮他修改习作，和杨振声一起介绍他到《大公报》，萧乾失业的8个月中，也是沈从文和杨振声接济他，每月送给他50元。萧乾说：“沈从文是我的第一位文学师傅，对我的恩太重。”

沈从文对萧乾要求很严，让他写好一篇小说后反复润色，告诉他：“文字同颜料一样，本身是死的，会用它就会活。作画需要颜色且需要会调弄颜色。一个作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有好思想也表达不出这种好思想。”

解放前后，沈从文一度崩溃，萧乾多次到沈家探望恩师，叙旧，安慰沈从文。但这对师徒却由此而走向不同的道路。此时的萧乾突然“转向”，向共产党和人民靠拢；而沈则选择了文物研究。沈从文对萧乾颇为不满，常在书信中对其加以评论。与沈家交往颇久的苏仲湘说，“岁月往还中”，沈对萧乾“出现了一些新的印象和感受。这种印象和感受，早在四五十年代就已发生，使沈开始有‘他始终是不大妥当一位’的感慨”。

萧乾回忆，“反右”中文联的一次批斗会上，沈从文发言说，萧乾在1929年就已经和美帝国主义勾结上了。萧乾对沈如是说很是生气，但一想到是沈对自己的恩情，又觉得沈是为了自保，便不再过多计较。

萧乾在《吾师沈从文》中回忆：“一九七三年二月，我由干校请假，回京治病，顺便为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而奔波。……每天骑车上下班，必然经过沈先生所住东堂子胡同口。交通之混乱，使我不断地为老人的安全担心，所以在为自己的住房问题奔波的同时，也频频为他呼吁。一九七五年的一天，在上班途中，遇见了张兆和。就把此事当面告诉了她。几天后，我在东堂子胡同东口遇见了沈老师本人。我下了车，跟他寒暄。没想到，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我住房的问题，用不着你张罗。你知道吗，我还要申请入党呢。’说罢，掉头而去。”萧乾说：“我认为他的用意无非是奉劝我这个‘摘帽右派’少管他的闲事。”

沈从文去世前两周，李辉劝他和萧乾和解，问他：“要是他（萧乾）来看你，你赶不赶他走？”沈从文沉吟一会儿，说：“来看我，我赶他干什么？”李并没有和萧乾商量，但他知道萧乾一定乐意和老师和解，于是当即和沈约定，等他从四川参加完笔会，和萧乾一起来看沈。但等李辉开完会回到北京时，沈从文已经与世长辞。

沈从文去世两天后，萧乾写下悼文《没齿难忘》，发表在台湾《中国时报》上，流露出对教师的深刻缅怀和真挚感激。他说：“他是我的恩师之一，是最早（1930）把我引上文艺道路的人。……希望正直的批评家和学者对从文先生一生丰富的著作进行缜密的研究，并做出公道的评价。”

从“五四”时代一直到“左联”成立，胡也频、丁玲、沈从文三人关系很密切，在北京和上海，三人都同住在一起。丁玲、胡也频每每争吵，沈从文都居中劝解；在上海时，丁玲第一次领到稿费，便约沈和她一起到南京路上选购丝袜；他们还一起办《红黑》、《人间》杂志，以至于被小报讽刺为“三角恋爱”。胡也频被捕前，沈从文由武汉到上海看望他，见天寒地冻，胡只着单衣，便将自己的一件新虎绒长袍借给胡御寒。后胡也频被捕时，就穿着这件长袍。

胡也频被捕之后，为了不让丁玲的母亲担忧，沈从文以胡也频的名义给丁玲的母亲写信。沈又多次求助胡适、徐志摩，给南京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写信，希望通过他们保释胡；还特地到南京找陈立夫求助。为胡也频之事，沈从文频繁奔波于上海和南京之间达十余次。一次他拿着蔡元培的信去找当时的上海市长张群，但最终无功而返。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以“丈夫”名义，冒着生命危险，陪伴丁玲回到湖南，把胡也频与丁玲的孩子交给丁玲的母亲抚养。

1933年，丁玲失踪（很久之后才知道是被捕），沈从文多方呼吁、打听，撰文提醒各方关注此事。不久误传丁玲被害，悲愤之余，沈从文写下十一万字的《记丁玲》。得知丁玲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后，沈从文闻信，携新婚妻子张兆和，带著丁玲儿子的相片，探望丁玲，并相继写下《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等文章。同时，他与蔡元培、杨杏佛、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等38位文化名人向南京政府联名致电，要求释放丁玲与潘汉年。从胡适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到沈从文多次求助胡适，请胡营救丁玲。

1946年，回到北京的沈从文隐约听到丁玲批评他“与人民脱节”，但他并不以为丁玲是针对他，因为丁在30年代便这样说过他。

1949年6月，在痛苦恐惧中挣扎的沈从文终于盼到了丁玲回京，他认为只有丁玲才能澄清他与共产党之间的“误会”。他带着12岁的儿子沈虎雏去拜访丁玲。沈虎雏回忆：

“爸爸攥着我的手，一路沉默。我明白他的激动和期待。……暖融融的房间（沈虎雏回忆此次会面是冬天，但据研究者考证，应在夏天）阳光充足，我看见爸爸绽开的笑脸，带着一点迟滞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