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尘

1971年，77岁的林语堂出现中风初期征兆；三年后，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长女林如斯自杀，这对林语堂夫妇的打击甚大，廖翠凤精神几近崩溃，从此只说厦门话，常呢喃着“我活着干什么？”她不再信任林语堂，也不信任林太乙，认为出了嫁的女儿就是别人家的人，唯独尚是单身的小女儿林相如能给她安慰，所以便赴港与女儿同住。原本健步如飞的林语堂自此急速衰老，记忆也开始衰退，但他仍安慰二女儿，“活着要快乐”；他也在文章里讲到，故旧多半去世了，回顾一生无论是成是败，他“都有权休息”。

1975年5月，林语堂在一篇序中写道：“我的笔写出我胸中的话。我的话说完了，我就要告辞。”林太乙吓了一跳，觉得父亲好像有死亡的预感。

林语堂变得常常爱掉眼泪，遇到风和日丽的时候，他流泪；听见山上鸟声，他流泪；圣诞节的时候，林太乙带他到百货公司，这里到处充满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摆满了各式各样漂亮的装饰品，圣诞乐曲欢快地响着，大家高兴地选购礼物。林语堂从柜台上抓起一串假的珠链，泣不成声。林太乙觉得，这个世界太美了，父亲舍不得走。

这一年，林语堂因身心过于疲劳引起十二指肠下垂、溃疡，健康更走下坡，他开始坐轮椅，从林相如公寓的卧室到客厅都要坐轮椅。他甚至忘了怎么系睡袍上的腰带，家人只能教他，他很耐心地学。有时睡觉会从床上掉下来，自己爬不起来，但他怕吵到孩子们，就在地上躺到天亮。他坐在轮椅上对林太乙说：“我真羡慕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1976年3月23日，林语堂因胃出血送入香港玛丽医院，后因并发肺炎、心脏病突发，于3月26日晚间病逝于香港。4月1日移灵台北，一部圣经伴随，长眠于阳明山故居“有不为斋”后园中，享年八十二岁，墓碑由好友钱穆题字。

1985年，廖翠凤将阳明山的住宅及林语堂生前的藏书、作品、一部分手稿、代表性遗物捐赠给台北市政府。

评价

1935年6月，赛珍珠在上海为《吾国与吾民》作序，她写道：“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个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1936年5月，斯诺请鲁迅写出中国当代最好的五名杂文家，鲁迅当即写下林语堂的名字，并且位序排在自己前面。

林语堂的小说都用英文写就。赵毅堂在《林语堂与诺贝尔奖》一文中指出：“应当说，林的中文好到无法翻成英文，他的英文也好到无法翻译成中文”。

李敖说，他在台大曾听过林语堂讲授《红楼梦的考证》，林语堂的“玩世不恭之态，溢于言表”，笑嘻嘻的颇可爱、甚可法，因此李敖从此摇身一变，决定以幽默大师的面目面对世人。

林语堂的“烟斗”同志、美食作家唐鲁孙说，林语堂虽然爱笑谈，细细咀嚼他的话，都有高深哲理，而且言行表里如一。

林语堂介绍中国和印度古代经典作品的著作《中国印度之智能》（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被美国的大学广泛列为教科用书。

林语堂曾与胡适一同被美国文坛列为“二十世纪智能人物”。

美国《纽约时报》在报导林语堂逝世消息时说：“林博士以渊博的西方知识，导引他的国家和人民旧有观念现代化。”

日本《每日新闻》说：林语堂“对于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超越十名大使的价值”。

林语堂曾被西方社会誉为除孔夫子外，另一位最广为西方人认识的中国文人。

美国总统老布什于1989年在美国国会上说，林语堂作品所反映中国文化的观点，至今仍在影响美国政府。

《中国时报》社论说：“林氏可能是近百年来受西方文化熏染极深而对国际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贡献最大的一位作家与学人。其《吾国与吾民》及《生活的艺术》以各种文字的版本风行于世。若干浅识的西方人知有林语堂而后知有中国，知有中国而后知有中国的灿烂文化。尤可贵者，其一生沉潜于英语英文，而绝不成为‘西化’的俘虏，其重返中国文化的知识勇气极其接物处世的雍容谦和皆不失为一典型的中国学者。”

竹如记载：“美国一家出版商塔普林格在遴选亚洲作家时曾说，‘我向提出五位为西方所公认的现代远东作家，但我竟无法提出；除去林语堂博士以外，真不知道还有什么人可以入选。’”

郁达夫说：“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假令生在美国，不但在文字上可以成功，就是从事事业，也可以睥睨一世，气吞小罗斯福之流。《剪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的，是书生本色，至于近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周作人常喜欢外国人所说的隐士和叛逆者混处在一道的话，来作解嘲；这话在周作人身上原用得着，在林语堂身上，尤其是用得着。他的幽默，是有牛油气的，并不是中国历来所固有的《笑林广记》。他的文章，虽说是模仿语录的体裁，但奔放处，也赶得上那位疯狂致死的超人尼采。”

《本真的自由——林语堂评传》的作者说：“林语堂以中国的生活经验和中国思维方式为资源的近情思想，给我们提示的是一条中国知识分子获得精神自由的可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