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

林语堂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授英文课，开学第一天，上课铃响了好久，他才来了，夹了一个皮包，装得鼓鼓的，感觉快把皮包撑破了。学生们以为林带了一包有关讲课的资料，谁知，他登上讲台打开皮包，里面竟是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课堂变成了茶馆。但学生们并不敢真吃，只是望着他，不知他是何用意。林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开宗明义，大讲其吃花生之道：“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接着他将话锋一转：“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学生们哄堂大笑。林语堂微笑着招呼学生：“请吃！请吃！”教室里响起了剥花生壳的声音。林宣布下课，夹起皮包飘然而去。此后，每逢林语堂讲课时，总是座无虚席。

学生薛光前回忆，林语堂从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上课用的课本也不固定，大多是从报章杂志上选来的，谓之“新闻文选”，生动有趣，实用易懂。他也不逐句讲解，而是挑几个似同而异的单词比较。比如他举中文的“笑”为例，引出英文的“大笑”、“微笑”、“假笑”、“痴笑”、“苦笑”等以作比较。学生触类旁通，受益无穷，大感兴趣。他上课从不正襟危坐，有时坐在讲台上，有时坐在椅子上，将双脚放在讲台上，笑语连篇，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学生们也都情绪轻松，乐之不倦。

林语堂从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考试，而是“相面打分”。他记忆力极强，几节课下来，便能记住全班学生的名字，课堂上随时点指学生回答问题，因此，还未到学期结束之时，每位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程度，他早已心里有数。每当学期结束前，林便坐在讲台上，拿出学生名册，一一唱名，被点到的学生，依次站起，他如相面先生一般，略向站起的学生看一眼，便定下分数。如果没有把握，他就让学生到讲台前，略为谈上几句，然后定分。薛光前说：“林教授打下的分数，其公正程度，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计分的方法，所以在同学们心中，无不佩服。”

言论

林语堂有时发刻薄之言，曾说：“不管怎样，无论怎样混法，能混过这上下五千年，总是了不起的，说明我们的生命力很顽强。”

林语堂在给钱玄同的信中写道：“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写道：“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

林语堂说：“人类能梦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而同样重要的是有时能嘲笑一下自己的梦想。”

林语堂曾自我评价：“我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

1933年12月8日，林语堂在上海某大学演讲《关于读书之意见》，他说：“人生在世，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以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

林语堂自诩为“一捆矛盾”，他说自己喜欢看到交通安全宣传车出车祸撞伤人；曾到北平西郊的西山上一个庙里，去看一个太监的儿子；把自己描写成为一个异教徒，其实在内心却是个基督徒；专心致力于文学，但总认为大学一年级不读科学是一项错误；喜欢用胶泥和滴流的洋蜡做成有颜色的景物和人像，摆在玻璃上，借以消遣自娱；喜爱在雨中散步；对于湖边垂柳浓阴幽僻之处兴感伤怀，但对海洋之美却茫然无所感。

林语堂说：“欲探测一个人中国人的脾气，其最容易的方法，莫过于问他喜欢林黛玉还是薛宝钗。假如他喜欢黛玉，那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假如他赞成宝钗，那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有的喜欢晴雯，那他也许是未来的大作家；有的喜欢史湘云，他应该同样爱好李白的诗。”

林语堂说：“许多女人喜欢模仿男人的行动举止，这正是女人受到束缚的象征。只有当她以生为女性为荣时，才真正伟大。”

林语堂说：“文人不敢骂武人，所以自相骂以出气，这与向来妓女骂妓女，因为不敢骂嫖客一样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