炽热

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读书时，他喜欢骑马，但经常从马上坠落，摔得皮破血流，却不以为意，常说：“落马一次，即增一次进步。”

一次骑马路过驻防旗营，受旗人兵士奚落，他便扬鞭穷追，结果旗人将腿搁到马脖子上，疾驰中，用马鞍刮鲁迅的腿，鲁迅不查，吃了暗亏，坠落马下。

鲁迅在南京上学时，回绍兴省亲一般坐船。当时先到船舱里的人会用绳子、破衣服等占着床位，要求后到的乘客花钱购买。但鲁迅任凭这些人恐吓，就是不肯花钱买床位，宁可坐在行李上打盹。等到船开了，霸占床位的人没办法，只好收起绳子、衣服，悻悻离去，而鲁迅此时便可挑选最好的床位，打开铺盖，从容休息了。

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到日本后，在1903年就剪去了辫子，是当时江南班上最早的一个。

这一年，鲁迅写了一首《自题小像》赠与许寿裳，诗中最后一句激扬的写道：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在《浙江潮》第五期发表了《斯巴达之魂》，这是鲁迅第一篇用铅字排印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文章里洋溢着高昂的热情。许寿裳后来说，这篇文章是少年作，借斯巴达的故事，来鼓励我们的尚武精神。

许寿裳说：“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以下三个相关的大问题：

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

鲁迅回忆在日本留学时心态的转变时说：“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当然以为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与许寿裳、周作人、袁文薮等人开始积极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据日本增田涉回忆，苏曼殊也是《新生》的筹办人之一。为了办好《新生》，鲁迅从刊名、封面设计、书内插图等各方面都一丝不苟地做了细致的安排。第一期的插图已拟定用英国19世纪画家瓦支题为“希望”的一幅油画，画面上是个诗人，蒙着眼睛，抱了竖琴跪在地球上面。但是《新生》最终因经济问题未能出版。

鲁迅转为《河南》杂志写稿，其中以《摩罗诗力说》、《文学偏至论》尤为著名，鲁迅在后一篇文章中鲜明的提出了“立人”的主张：“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在友人蒋抑卮的经济资助下，鲁迅和周作人开始合译《域外小说集》，重点翻译俄国、北欧、波兰等国家和地区反映人民苦难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作品。鲁迅每天都要翻译到深夜，到次日收拾房间时，鲁迅取暖用的炭炉中往往插满了烟蒂，如蜂窝状。

周作人回忆说：“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 便由许季弗赶来劝开了。”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评价：“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来翻译小说。他们的古文工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的多……但周氏兄弟辛辛苦苦译的这部书，十年之中，只销了21册！”

谋食杭州的日子，鲁迅闲时常带学生踏山采制植物标本、寻访古碑、偶与同事游湖，因其潇洒无辫曾被当地人误认为是和尚。

辛亥革命爆发时，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校长，当革命的消息传来时，鲁迅十分兴奋，召集全校学生们，整队出发，在未光复的绍兴街道上游行，镇静人心。结果大家以为革命军已经到来，绍兴光复唾手而得。

鲁迅的远方表兄阮和森回忆：“辛亥革命之后不久，《越铎》报因为不满意浙江都督王金发而在报上骂他，王金发大怒，甚至仇视这份报纸，目标却是鲁迅，颇有见害的意思。鲁迅偏不管，每天在家吃完夜饭一定要回到学校住宿，而且不肯偷偷夜行，必定两只手各拿一个灯笼，灯笼上红红的照出大大的‘周’字，到天亮从学校回家，又总是说：‘怎么样？又回来了。’”

鲁迅回忆：“说起民元（民国元年）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许寿裳讲述他与鲁迅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时，“同寻满清驻防旗营的废址，只看见一片焦土，在瓦砾堆中，有一二年老的满洲妇女，住在没有门床的破屋里，蠕蠕而动，见了我们，其惊惧似小鼠，连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鲁迅为我讲述当年在路矿学堂读书，骑马过旗营时，老是受旗人的欺侮，言下犹有馀恨。”

鲁迅从南京刚到北京任职时，心情舒展，意欲有所作为，他在日记中温暖的写道：“是日易竹帘以布幔，又购一小白泥火炉，炽炭少许置室中，时时看之，颇忘旅人之苦。”

鲁迅与钱稻孙、许寿裳合作设计中华民国国徽，执笔《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还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委托设计了北大校徽，沿用至今。

鲁迅一连几个星期，都会到周期讲演会去演说《美术略论》，又一次正逢大雨，他依然冒雨前往，但到场后发现没有听众，他们为雨所阻，一个也没来。

鲁迅敏感，绝不妥协。在他去世前两三年，他跟朋友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中国式的法西斯”，他跟人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他又悄声对朋友说：“遗憾的是，我已年过50。”

鲁迅在生前几个月写给尤炳圻的信中，依然在认真的讨论国民性的问题：“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